共同富裕？

即便是最不敏感的人，應該也能感覺到如今的中國正在發生巨變。 8月17日晚，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的通稿全文發布，正式亮出了底牌。

會議同稿裡有幾段話值得注意，黨的18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顯然，全文的重點就是共同富裕。

對此，會議給出了幾個重要原則，首先，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重申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的原則。按照通稿的意思，也就是說，共同富裕並不是均貧富，也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不要想著過去那樣實現平均主義，的確平均主義養懶人，這是有歷史教訓的。適當的，合理的差距有利於激發競爭的熱情，創造財富的熱情。而在官方語境裡，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共同富裕的第一階段。但到了下一階段就要進行改革，否則貧富分化將進一步拉大，不利於社會經濟的整體進步。也會暴露很多的風險。

再次，會議強調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也就是說可以有億萬富翁，甚至是千億富翁，但是這些錢應該是合法獲得的。是通過創新或者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所獲，這種說法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必須基於政策法規穩定的前提下，不然昨天還是合法合規的，今天突然又不合法了，那再怎麼鼓勵，企業家也只會用腳投票。

此次會議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此外，還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什麼是二次分配，也就是通過稅收來調節收入狀況，說的簡單點，就是收入高的多繳稅，收入少的少交或者不交。通過富人稅來實現城市建設，居民保障。鑑於現在的貧富分化已經十分嚴重，這意味著在稅收方面將有一系列新的改革。比如針對富人的消費稅會提高，房地產稅會出台，遺產稅也不會缺席出台，這些稅代表著什麼呢？代表著富人可以多賺錢，但是要想過奢侈的生活就要多交稅，有人說那富人不高消費怎麼辦？第一隻賺錢不花錢，那賺錢還有什麼意思。另外，即便真是這樣，最後用遺產稅兜底。那麼這些財富早晚也得拿出去，當然，簡單粗暴的遺產稅很可能會加速財富的外流，這需要全面考量進去。在社保上，對於低收入，特別是農民的兜底功能會進一步強化。比如即便一個人沒有交完整的醫療保險，遇到大病的時候也應該能獲得兜底。

還有轉移支付，也就是把經濟發達地區創造的財富拿給落後地區，花。目前國內每年轉移支付的金額就超過8萬億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西部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比如，在2020年，西藏獲得的轉移支付人均達到了5.76萬元，青海人均達到了2.42萬元。從總金額上看，四川河南獲得的轉移支付總額每年超過了5000億元。

接下來會出現更多新的轉移支付方式，比如地票制度，上海退耕雲南，加耕雲南，把地票指標賣給上海。這樣可以保證全國整體的耕地面積不變，並且上海賣地的收入可以轉移到雲南去搞建設。並且全國可以建立大型地票交易所，類似現在的碳積分交易讓這些地票可以自由買賣。這樣，西部貧窮地區完全可以靠出賣地票指標來獲得發展資金。還有央企，國企現在可以把部分股權劃到社保基金，這也是一種財富轉移支付。

此外，會議還提倡富人更多的回報社會。會議提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解，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的回報社會，高收入人群和企業回報社會，主要渠道是慈善。而慈善也被認為是財富的第三次分配，從十四五規劃到這次會議，多次提到發揮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所以，未來要求富人多做善事將會是一大趨勢。但是慈善這些事本應該是自發的行動，那麼如果政策想整體性推動，會怎麼做呢？集中給富人上思想道德課嗎？顯然不會，效果也未必好。更大可能是出台房產，財產遺產稅，但捐贈可以免稅，那麼就會有很大的推動力量了。

當然，中國有許多問題從根本上製約了發展。例如所謂雙軌二元製。一是所有製二元，儘管在公共開支上，投資上不再局限於二元所有製，但土地市場，住房市場是二元的。以及人的社會身份是二元的。人們不只是戶籍身份，有的還有集體經濟成員身份，而城鄉分制就是以二元所有製為基礎的。二是經濟二元，這個概念是指傳統落後的農業和現代先進的工業之間的關係。經濟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通過市場化，工業化過程可以逐漸消除。但中國的經濟二元結構不只是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之上，也建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之上。三是社會二元，在所有製二元基礎上形成社會成員身份，基本權力的二元結構。在市場化過程中，成為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的社會因素。現在這個社會有太多不平等機會，不平等城鄉體制是分割的，甚至各省市都是分割的，市場的機會是不均等的。即使都在幹同樣的工作，但同工不同酬，過程也不平等。機會不平等，過程不平等，結果不平等，這是社會體製造成的。也是社會分配中形成群體性差距，形成群體性的家庭貧困代替傳遞。要追求社會平等，就要對勞資關係，分配關係，正式關係，正式關係進行改革。這些很多都涉及到政府與傳統事業單位的關係，涉及到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這些與社會改革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在很多領域基本上延續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那一套依然是審批制。這些單位幹什麼怎麼幹，基本上都是政府主管部門說了算。

另外，在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前，城鄉居民的財富差距並不大。表現為貨幣收入的差距非常有限。但在之後的20餘年內，由於房地產市場的高歌猛進，僅住房一項就形成了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顯然，這種財富的增值並非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得益於城市空間價值的外引。從公共價值外溢到了私人產品上面。

再如，少數商人通過各種方式廉價獲取國有資產經營權或自然資源開採權。由此形成的財富差距也並非正常分配所造成的，而是利用公共產權制度的漏洞，形成對公共利益的侵占。客觀來說，由於中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均衡性，與過去相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但若從存量分配來觀察，城鄉居民的貧富差距則遠遠大於這個比例。事實證明，農民收入增長再快，也無法趕上城市居民資產增值導致的財產差距。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的市民化仍面臨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而近年來，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同步升值，反而有些金融資產出現了貶值。由於財富在分配機制與現行各種制度之間的隱性關聯，可能導致財富的過度集中化趨勢。從而造成更為明顯的貧富差距。

共同富裕其實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難題，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是指包括財產收入在內的物質財富的分配問題。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實質是指人自身的發展問題。

如果只是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上做文章，那麼共同富裕作為分配政策的目標僅僅具有短期意義。從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僅僅依靠分配政策的調整併不能逆轉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