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中國波普》(下)：北京會如何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在上篇中，我們提到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共產黨重塑了合法性的基礎，把其建立在「經濟績效」上。「績效合法性」在政治學上通常被定義為一種隱性合約，執政黨利用「看得見」的實質好處(例如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公共物品)交換對既有政治秩序的默許，也就是所謂的「花錢買穩定」。
那「績效合法性」成功了嗎？由於合法性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很難直接測量，所以在政治學的研究中，通常會使用另一個測量相對簡單的概念「政治信任」作為替代的指標。
根據上表由「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給出的數據能夠看到，雖然政治信任在趨勢上緩慢下降，但表示「非常信任」的比例在絶對值上仍然接近70%。「績效合法性」目前為至仍然是成功和有效的。
北京在「天安門事件」後的管治策略也為未來如何管治「後國安」時代的香港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
雖然2019年由《逃犯條例》引發的社會運動被定性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有意思的是，北京亦把導致事件的原因定性為「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例如2019年9月4日新華社發表的《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裏寫道：
高房價、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這些社會問題早已暴露，回歸22年來，歷屆特區政府也都做出過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民怨難以消解。這是修例風波一經煽動就爆發的重要原因
上述的論述在因《逃犯條例》事件而走紅的KOL「兔主席」中得到了更完備的展開，在《撕裂之城─香港運動的謎與思》裏他寫道：
香港政府總體上是一個奉行自由放任(lassiez-faire)的小政府體系，本地的語言稱其為「積極的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有一套經濟理論體系支持，但本質上就是一種樸素、原始的資本主義─即使在「六七」之後增加了有限的公共福利因素。這是一個幾乎完全傾向於大資產階級、有產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的體制，構建在「自由市場無比優越」的原教旨主義話語基礎上，為社會有產階級提供了最優的經濟與商業制度安排，同時為社會中低層提供最低的福利。這個制度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奇葩，也是無產階級的噩夢。 在過去半個世紀，統治階級通過打擊左翼政治、系統性灌輸自由市場價值，成功地把這種原始、粗俗、活化石式的資本主義觀念牢牢植入人心：香港一切的輝煌都歸功於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如果說香港存在什麼問題，那就是：政府還不夠小，比如說沒有奉行「積極的不干預」政策，勞民傷財修建了港珠澳大橋等項目，以及還有受到外部干擾(主要指內地)。只有把自由放任做得更好，香港才會更好。 這個維護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體系也許已經深入人心，大部分市民可能認為有些具體政策不太對，但並不認為要對這種右翼經濟意識形態及制度進行抵抗。(第52頁)
由上圖可以看到，雖然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增大了對很多公共物品的支出，唯獨在住房一項不增反減，因為商界是特區政府的「管治聯盟」的成員，自然不能損害他們的核心利益。
但有意思的是，今年7月16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研討會上，特別指出「認為香港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個100年中，香港仍是經濟繁榮，房屋問題會得到解決，未來不會再有籠屋、劏房，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難』問題」。建制陣營隨即開始「鬥地主」。
按照威權政治的運行邏輯，本來對「管治聯盟」成員下手是不理性的行為。然而如果是同時進行精英更替，卻是乎合「績效合法性」和「經濟問題」經濟手段解決思路的「一石二鳥」做法。
接下來，就要看新的「管治聯盟」中的精英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會如何轉變，以及香港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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