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Annie Spratt/Unsplash

近日香港連續出現了三個呼籲為特別病人捐贈器官的新聞。一個是權貴的家人有血癌，需要骨髓移植，某局長就高調出來呼籲註冊做捐贈者，捐組織進行配對。另兩個新聞都是需要換肝，一個是一歲的小朋友，另一個是中年人。他們的家人更是要求有心人特別捐肝。這些新聞時常都會出現，但是這次卻因為病人和家人的政治立場，引來不少聲音。撇開政治立場，這幾單新聞帶出了在器官移植中，一些很重要的倫理原則。

用病人來促進骨髓捐贈註冊

用一個病人的故事，來促進骨髓捐贈註冊，道德上原本沒有問題。可能有香港人還記得，香港的骨髓移植數據庫，就是在 1991 年的《救救小哥頓》行動中建立起來的。小哥頓是個一歲的加拿大華人，需要骨髓移植，但是美加的數據庫很少華裔註冊，所以他們回香港尋找捐贈者。而幾個有心人就用這個機會創立了 Hong Kong Marrow Match Foundation。小哥頓成為活動的 Poster Child。這個計劃非常成功，建立了當年世界上最大的非白人骨髓移植數據庫。（當年我是城大的教師，毛遂自薦加入做義工，編寫了配對捐贈者與病人的電腦程式。）

用病人來招募註市民註冊成為捐贈者，並沒有嚴重的倫理問題。因為建立了數據庫，受益的是全體市民。那病人其實只是被用來「吸睛」，很可能不會受惠，只是幫助了其他病人。小哥頓就沒有從這個數據庫中找到捐贈者。

這次高官權貴出來呼籲市民註冊做捐贈者，卻是絕對「倒米」。不講政治立場，只講推銷方法：想引起市民註冊做捐贈者，代言人必須可以 Sell 個信息。小歌頓可以令到大量市民參加，因為市民認同他就似自己的家人。他的父母不是什麼富豪權貴，是和普通香港人一樣。這次，病人作為權貴的家人，就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引起一般市民興趣或者同情的個案。

更慘的是，現在高官的行為只會破壞市民對整個骨髓捐贈系統的信任。市民覺得權貴的家人得到特別優待。要這系統成功運作，市民必須相信系統是為他們服務，沒有人有特權。如果系統被視為向某一方傾斜的話，一失去市民支持，就很快會癱瘓。

要求陌生活人捐肝

因為急性肝衰竭，需要換肝，所以公開要求陌生人捐肝的個案，每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這次因為一個病人家人的政治取向，就得到更多評論。

和政治取向完全無關，無論病人是黃藍，我是強烈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會破壞整個器官捐贈制度。

首要，已經很多人提出過，陌生人捐贈可以引致器官買賣的危險。這是社會不能超越的紅線。

另一點同樣重要的，就是當要求陌生人捐贈器官時，誰可以將自己或者家人的情況包裝得更煽情，更賺人眼淚，或者誰更有關係可以宣傳需要，就更有機會得到陌生人的同情。也就是說，誰的資源更多，就更有機會得到器官。結果就是，病情不是最嚴重，但是懂得包裝的，會比更有需要的病人，更容易得到移植。

（特別聲明，我和現在等候換肝的兩個病人都沒有任何關係，衷心祝福他們可以康復。但是，個別病人的健康，必須平衡建立和維持一個可以長期運作的制度。）

解決方法

其實，移植器官長期短缺的問題，不是沒有解決方法。新加坡的「假設同意」法律，已經證明是可行的。這就是先假設所有市民都願意捐贈器官，所以當死後，器官合用的話，無需再有特別同意就可以移植。但是市民還有權選擇不作捐贈。在有「假設同意」法律的國家，器官供應比其他國家多幾倍。

假設同意只在捐贈者死後才生效。如果有人願意捐獻活人器官（只限於肝和腎），一個合符道德的做法是建立一個和骨髓移植相似的數據庫，願意捐贈的可以註冊。當有病人垂危，又沒有死者捐贈的時候，這些活人捐贈就成為最後的救生繩。但是，除非通過這系統，否則陌生人捐贈應被禁止，以防止器官買賣，和「識包裝就得到捐贈」這兩個問題。

可以繼續容許直屬家人之間的捐贈。朋友之間，就是灰色地帶。我覺得，如果可以證明好朋友關係，應容許捐贈，但是評定的過程就必須嚴緊。

最終的解決方法，應是桿細胞（Stem Cell）器官再生技術。當這面世後，器官移植的供應就不再是問題了。

原文刊於信仰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