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源頭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五十八）
知名政論家林行止留意到一現象，上星期在專欄裡透露他心中疑問。作為市場經濟的信徒，他想不通本港數位芝加哥學派人物為何會「全方位」讚美計劃經濟而不作建設性建言。林先生沒有明言是哪幾位，但香港的芝加哥學派學者把「初心」束之高閣，並非今日的事。
2014 年，貧富懸殊問題已困擾香港，有聲音要求考慮《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國際知名經濟學家皮凱提的建議，徵收富人稅和資產增值稅。港府權威顧問王于漸大力反對，聲稱問題出在政府規管太多之上，解決方法最好是廉價出售公屋，讓基層分享到社會的財富。他這個建議，被崇尚自力更生、反對資助弱勢社群的同道中人質疑。過往王氏經常批評所謂民粹式社會主義政策（可參考筆者〈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現在反過來擁護這種措施，很難說得通。王于漸後來在〈以房屋私有化實踐公義〉一文中試圖為自己辯護，解釋為何自由市場派學者會有這樣離經叛道的提議。
他的「解釋」大致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從柏拉圖的《理想國》說起，扯到中國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再到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市場競爭觀念，以及德國哲學家的思想觀等等，堆砌一大輪，旨在讓讀者產生聯想：原來，自由市場秩序是把自然秩序應用於經濟事務，而且源遠流長，得到古往今來的哲人所認同。這時候，他乘機重申一次小政府乃個人自由最佳保障的理念，反對為了爭取結果平等，採取種種厚此薄彼而干預「自然秩序」的措施，違背古典時期的公義和法治原則云云。
那王大教授為何又認為把公屋單位私有化並非干預，不會損害自由市場的秩序呢？原來，這次他視「干預」為手段，用來恢復自然秩序，使社會在公平競爭環境中恢復正常運作，避免「長痛」式調整期的措施。他認為這樣反而合乎公義。驟耳聽來，似乎不無道理，但細心一想，便會察覺王于漸迴避了一連串極其重要、而且是他必須要回答以證明自己沒有搬龍門的原則性問題：
如果所謂「干預」，可以令市場經濟運作得更良好，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那為何當初他又極力反對皮凱提徵收富人稅的建議呢？難道避免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不是一種有效而重要的方法，使市場的發展變得更均衡而完善嗎？如果政府一早推行針對性措施，減少全球量寬對富裕階層以外的市民造成各種傷害，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便很有可能避免惡化下去，為何王大教授過去對其他所謂干預的措施卻又大加鞭撻，貶損做追求結果平等的共產主義大鑊飯呢？說到以私有化實踐公義，作為領展前高層，王于漸多年來替這個社會公敵出謀獻策，而領展正是把公共資產私有化最惡名昭著的例子，不知王于漸又會否認為社會上那麼多人被領展害到雞毛鴨血，是實踐了公義呢？
諾獎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曾經替新自由主義下定義：一系列基於市場具有自我糾正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並很妥善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觀念之混雜觀點。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支撐著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共識」贊成私有化、自由化。他更指出，這套自由市場的說辭會被選擇性地加以運用 — 當它為一個特別的利益服務的時候，就會得到認可，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被拋棄。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援。它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支援。而王于漸顯然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代表，他一有需要，便打倒昨日的我，並不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