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宇碩：香港本土的國際問題研究，不拘囿於中國官方觀點 — 評《俄羅斯「向東轉」》
【文：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是羅金義為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主編的《東亞焦點叢書》的第 10 本，反映這套叢書的進展。十多年前當我還在城大任教時，曾為城大出版社主編過一套介紹亞洲各國的叢書，先從東亞、東南亞開始，然後延伸至南亞、中亞、西亞等國。然而作者大多為國內的專家學者，本港的專家實在找不到。
羅金義兄繼續努力，從國家的簡介進而從事深入的專題論述，也多在香港發掘作者，努力可嘉。我七、八十年代時觀察到台灣和新加坡具有「國家意識」，銳意栽培本地的各國問題專家，香港政府顯然沒有這方面的考慮。所以即使到了近年，媒體的朋友都瞭解，連歐洲大國如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東南亞國家除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外，香港實在沒有本地的國際問題專家，當然非洲、拉丁美洲等國更談不上了。
俄羅斯是世界大國，軍事實力居世界第二位，經濟方面雖然乏善足陳，但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佔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中國外交的角度而言，除美國外，俄羅斯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國家。作者們（此書由王家豪和羅金義合著）能仔細審閱俄方和西方文獻，不拘囿於中國官方觀點，從客觀的角度進行分析，自有一定的貢獻，也反映香港學界特殊的角色。
本書的分析架構集中在俄羅斯的東亞政策，分章論述中國、大中華、東北亞、東南亞、印度－太平洋諸環節。若能有一章先綜論俄國的外交、國防政策及其理論，當更為理想。
俄國當代外交政策有「雙頭鷹」的概念，意思是作為橫跨歐亞的大國，需要同時兼顧歐、亞兩方面。不過，俄國斯拉夫民族精英傾向重視歐洲，文化、思想方面深受西方薰陶，對亞洲缺乏全面重視。蘇聯分崩離析後，葉利欽政府更全力向西方求助，大部份精英在改革方面欲以西方為師，後來因為美歐等國的支持口惠而實不至，失望之餘，才轉移對中國和亞洲較為重視。
普京任內銳意推進與亞洲的關係，以此作為發展西伯利亞至遠東地區的動力。 但這些地區人口稀少，後者不到一千萬；而且教育水平高的居民紛紛遷居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故此這些地區雖然天然資源豐富，但人力資源不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近二、三十年的中國，對俄羅斯東部的資源深感興趣，且願意提供資金開發。雖然中俄關係近年因同受與西方交惡的影響而有相當改善，但俄國「黃禍」的陰影猶存。
普京執政後勵精圖治，對官僚架構的控制比葉利欽時代大有改進。但俄國政府效率不高，對中央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依然普遍，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更甚，故此普京政府開發東部的政策至今未見顯著成績。作者如果就這方面能提供具體的例證，論述就更有說服力。
作者們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俄國國內有三大派系：「親中派」看好中國發展前景，甚至視北京政府為獨家夥伴；「戰略派」贊成與中國發展關係，以共同對抗美國霸權，但同時避免捲入中美對抗；「悲觀派」則忌憚中國崛起會對俄帶來挑戰。作者進一步觀察「戰略派」主導對中國政策，而「悲觀派」的影響力有限。值得補充的是，在俄國各大政黨，三種觀點同時並存。
本書最重要的特色，是能以簡潔的語言涵蓋有關的理論和各主要論點。雖然篇幅有限，但似乎沒有遺漏重要的因素和論據，難能可貴。不過有時用詞稍欠精確，例如第 16 頁「日本、印度和東盟同為美國盟友」。
作者們既是香港學者，有提供第三章「大中華」去探討俄國與台灣、香港的關係。他們指出俄前總統梅德韋傑夫 2011 年訪港，當時俄國飽受國際金融海嘯衝擊，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深感興趣。不過俄羅斯的投資條件欠佳，香港投資者難言踴躍。2010 年國泰航空開辦香港至莫斯科航線，不過五年後就因為商業考慮停辦。
除了「大中華」一章填補了研究領域的空白之外，本書對俄羅斯與東南亞關係的論述亦頗多創見。作者們指出，2018 年新加坡成為俄羅斯的第四大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總額達 16 億美元；新加坡很可能成為返程投資的渠道，讓俄羅斯投資者將資產轉移到新加坡，再以外國直接投資者的名義轉返境內投資，藉此取得稅務或其他財政優惠。俄羅斯與新加坡的關係不但反映前者務實與開放的外交政策，着重經濟實效，亦彰顯新加坡善於捕捉機會。
作者們總結俄國的東亞政策，認為存在着四大結構性障礙，包括歐亞認同的身份局限，過去向亞洲發展的失敗經驗，過於重視和糾纏跟美國的大國博弈，以及俄羅斯發展遠東的定位模糊。
東亞面對中美相爭之局，有克里姆林宮智囊提出「新不結盟運動」之路，將俄國重新定位為平衡中美兩國的第三勢力，俾莫斯科領導層能團結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東亞諸國，甚至包括美國的亞洲盟國。這構思雖然阻力不小，但值得作者們進一步探討。
這類書籍出自本港公立大學教員之手，恐怕難以「滿足」大學管理層的「要求」。後者着重提升本校的國際排名，催促教授們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出版論文，提升國際排名有助改善本港大學的國際地位。但公立大學經費來自納稅人，它們是否也有責任向社會提供更多元的服務呢？事實上，特區政府還需要大專學府承擔社會良心的角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