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首宗案件、唐英傑被指駕駛插有「光時」旗幟電單車撞向三名警員，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等三罪，審訊踏入第 13 日，今 ( 14 日 ) 繼續由辯方第二名專家證人，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作供，三名法官及控方繼續就辯方專家報告的研究方式提出各種質疑，例如於焦點小組討論中出現引導性問題、示威現場調查結果欠代表性等。李立峯則多次舉例說明，又強調「抽樣調查」是社會科學常見的研究方法。他又指出，解讀口號的過程複雜多變，並非如控方專家劉智鵬所指只得單一意思，認為劉的解讀「死板」，忽略語言修辭及使用習慣。

李昨日作供時，表示自己主要負責辯方專家報告的實證數據（empirical data) 分析，包括以焦點小組 ( focus group ) 討論形式進行的質性研究 ( qualitative research )。三名法官昨多番質疑研究的代表性及參與者有否說真話等，李立峯重申，有關討論可展現參與者不同思路，又指研究重點在於他們如何表達自己，強調不能假設每個說法背後，只有一個真實意思。控方及三名法官於今日審訊中，繼續質疑辯方研究的代表性。

官質疑焦點小組討論「引導性問題」　李：僅邀請談論「光時」意思

法官彭寳琴今再度問及李立峯，在其焦點小組（focus group）研究的設計，是否刻意讓參加者討論「光時」與港獨的關係。李重申，焦點小組只邀請參加者談論「光時」意思。但當研究進行時，即 2019 年下半年，香港社會正討論有關港獨的議題，因此不能排除參加者在討論「光時」時，自發談及與港獨的關係。他續指，即使焦點小組中有問及口號與港獨的關係，也不屬於法官杜麗冰昨所質疑的「引導性問題」( leading question )。李立峯舉例指，一小組參加者認為「光時」的確「有少少港獨意味」，但須留意字眼分別，因該參加者不認為「光時」必然意指港獨，其回答可視為一種「reluctant uncertain recognition」(不情願、不確定地承認「光時」口號帶有港獨意味)。

李立峯：沒有測謊機　不能確定參與者有否說真話

代表控方的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盤問時亦多次質疑指，專家無法確定焦點小組參加者是否說真話。李立峯再度強調他無必要確認他們是否說真話，重申焦點小組目的，是觀察參加者如何溝通及表達意思，且根據經驗，他看不到為何參加者要說謊。周天行再度追問李，是否無法辨知真偽。李戲言自己沒有測謊機，的確不能確定。

控方又質疑，焦點小組研究中，交予組長的討論指引（discussion guideline）含有引導性質，主動令討論者談及「光時」與港獨關係。周天行引述其中一個討論範圍，是關於「意識形態激進化」(ideology radicalisation），小組組長須根據該指引帶領討論。李立峯指，該指引只列出研究者希望探討的範圍，且小組組長也是討論的參加者，應該順著討論內容發問，毋需硬性跟隨指引，指引也沒有規定組長提問的方式或字眼。

法官陳嘉信問及，指引中「意識形態激進化」下特別提到「光時」的目的為何。李解釋，社會學中「激進化」（radicalisation）的概念不涉及價值判斷，而是客觀評核，包括評估有否偏離社會規範（social norms）。例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呼聲，在幾個月後演變為「解散警隊」。示威口號由「訴求」演變成「革命」是另一例子。因此，李認為「光時」對焦點小組的討論而言，是個好的引子引入討論，故於指引中提及。

李立峯批劉智鵬解讀「光時」死板　不能忽視修辭及使用習慣

對於控方專家劉智鵬的報告從歷史、語言角度出發，得出結論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只有唯一意思，而這也是所有人的唯一理解，即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李立峯認為，此假設（hypothesis）是一個需要被測試證實的「實證主張」（empirical claim)，惟劉的報告沒有提供證據支持其結論，只附帶一份由警方準備關於示威者叫喊該口號的調查。

李立峯又批評劉智鵬所指，如果一個字詞有不同意思，人們將不能溝通的說法。李指出，語言使用的習慣與一般慣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修辭（rhetoric）作為另一種語言使用習慣。例如將「革命」用作代表「重要改變」( big change )，並不等於排除該詞的一般慣例意義（推翻政權）。但當以修辭方式使用時，人們會知道使用者並非一定指推翻政權。文字根據不同的使用習慣及慣例，能有不同的意思，並認為劉的解讀死板（rigid）。

彭寶琴法官一度質疑，劉智鵬於報告中並無提過「光時」口號的「唯一意思，以及唯一為人理解的意思」（only one meaning as understood by everyone），就是將香港分離中國，劉只是說將香港分離是「基礎」意思（fundamental agenda and meaning）。但李立峯指，他的關注點在於，該句後半段提及「必然」（necessarily）意指分離。

李立峯續指，辯方專家報告的目的，是測試控方專家報告的主張，研究「光時」是否只有唯一一個為人所知的意思。李指他的研究團隊，根據社會學的多重檢核（triangulation）原則，採用五種方法，包括示威現場調查、電話問卷、分析網上討論區內容、焦點小組、及公共話語調查，以不同方法互相驗證及補足研究結果。

李立峯：同一示威可有不同訴求

就警方高級督察張偉文統計「光時」口號出現次數的報告，李立峯指該報告除統計「光時」於示威場合出現次數外，亦有統計「光時」與被指屬顛覆或分裂國家行為「共同出現（co-appearance)」的次數。李立峯表示須謹慎處理「共同出現」所代表的意思，並舉例指於大學課堂可自由選擇座位的，如兩名學生經常坐在一起，他可以估計兩人是好朋友，但如果是中學由老師安排座位，兩個學生坐在一起不代表甚麼。

李又指，雖然同場的示威者可持有相同理念，但他們同時亦可有不同訴求，正如每年七一遊行，參與者的共同訴求可能是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但當中亦有爭取性小眾、外傭權益等訴求，故他認為不能因為他們同場出現，就跳至結論指他們的訴求相同，正如於反修例運動中，示威者可能普遍對政府或警方不滿，但他們同時亦有其他訴求，及曾爭論使用甚麼口號等。李再舉例提到 2014 年雨傘運動，示威者的共同訴求是真普選，但不同人對真普選的理解可以不同。

控方質疑不做最新研究　李立峯：無法穿梭時空回到過去

李立峯於控方盤問下指，他所進行的多個研究，除「連登」貼文的分析時段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7 月外，其他研究包括焦點小組、電話調查等，涵蓋時段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 月。而他是在今年 4 月收到辯方律師通知，要求他以專家身分作供。

周天行質疑李立峯於收到辯方指示後，為何不再做相關研究，李回應指他不能穿梭時間回到過去再做研究，只能利用手上擁有的資料去做。

法官陳嘉信聞言亦表示，一個人很難記起 9 個月前發生的事。李立峯同意法官所言，並指「當然可以嘗試再做，不是不能做」，但所獲的資料並不可靠。周天行又指，李立峯早前提及「光時」口號的意思可隨時間改變，質疑他於研究中不是更應該涵蓋 2020 年 2 月至 7 月在內的時段？李立峯表示，「理想地來說，是的」（ideally, yes）。

控方質疑抽樣調查代表性　李立峯：「抽樣調查」是社科重要研究方法

李立峯表示，他所進行的示威現場調查涉及 3 至 4 個示威，分別在西環、深水埗、將軍澳等，時段為 2019 年 8 月至 9 月，當中 2019 年 8 月 4 日的調查參與者逾 1,200 人。控方質疑指，調查只能代表該 1200 多人的意見。李立峯強調，Sampling（抽樣調查）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並指該 1200 多人，可代表當日所有參加者的意見，因於社科調查中你並不能訪問每一個人，要透過抽樣調查，確保調查結果有代表性。

李立峯：辯方專家報告非單純依賴受訪者意見

就辯方專家的研究方式，周天行質疑李立峯依賴受訪者意見，而控方專家劉智鵬研究方法，比起李的方法更可靠。李立峯聞言即笑說：「哈哈哈，當然不是，對不起。」(Hahaha, of course not. I am sorry.)。他解釋，辯方的研究並非依賴受訪者的意見去解讀「光時」口號，目的在於反映該口號存在，而人們嘗試以不同方式解讀等等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s），而這也是一種事實，非單純意見。

李也說，他不否認警方用點算方式，統計「光時」口號出現的場合與方式可能可靠，但問題在於如何解讀數據。李不同意控方單憑「共同出現」（co-appearance）的次數，將口號的意思，與其出現的場合和方式掛鉤，再總結「將香港分離中國」是「光時」的唯一意思。

周天行亦問，李是否同意劉智鵬對「光時」口號的解讀方為正確。李立峯強調，辯方報告的立場是口號是開放式的，有多個解讀方法，不能說某一種解讀正確與否。但在杜麗冰法官詢問下，李同意他本人不會像劉智鵬一樣解讀「光時」口號。控方最後提及，李立峯在「佔中九子」案 （DCCC480/2017）中的專家報告雖獲呈堂，但沒有被給予任何比重，李確認。控方盤問完畢。辯方大律師劉偉聰明早將作覆問。

另外，被告唐英傑（24歲）早前就本案審訊不設陪審團上訴被駁回後，申請法庭不應頒佈任何訟費命令。上訴庭首席法官潘兆初、副庭長楊振權及林文瀚認為本次申請不符合公眾利益原則，今裁定辯方須支付政府一方訟費。(另見稿)

案件編號：HCCC28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