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 (7月14日) 高等法院一庭，將近五小時的審訊中，大部份時間都是主控官周天行跟辯方專家報告研究者李立峯教授的「攻防戰」。答問的內容，大多是控方對李團隊各項研究執行細節的疑問和質詢。

去到最後，控方拋出看來突兀的問題：李立峯覺得劉智鵬研究的結論是否正確？為什麼李的研究是可靠 (reliable) 和關事 (relevant) 的？

李的回答，嘗試叫大家重回 big picture，再次提出辯方報告的核心觀點：當政治口號在示威場合出現，它是開放和充滿歧義 (open and ambiguous) 的，不同人對那口號的意思，可以有自己的詮釋。

也因為如此，政治口號在定義上 (by definition) 就無所謂「正確的」解讀，而由此就可以說，劉智鵬對口號的理解，和他用歷史角度去分析口號，就只能是眾多詮釋方法的其中一種，是他自己的解讀。

他進一步提出，就像在做研究時，學者不會去 judge 運動參與者和受訪對象如何詮釋口號，他們的詮釋之間沒有高低對錯；同理，劉智鵬的說法，沒有正確與不正確可言，他不過是像其他許多公共評論人一般，為口號的意思，提出了其中一種說法。

這結論看似簡單，但控方不時挑戰辯方專家的研究方法和細節之餘，來到最後有這一問，可說提出了更深層的疑問：「示威口號的定義是開放和有歧義的」這個結論，又憑什麼說是真確的？

李立峯在今天審訊差不多完結時解說，這份報告是可靠和關事的，因為他們遵循了學術上嚴格的標準研究程序，去尋求社會事實 (social fact)。

可以理解，李在庭上嘗試提出的也是，研究和找出社會事實，要經過專業訓練，是要仔細執行的工作。周天行提出劉智鵬的研究方法，比起李立峯所採用的社會研究方法較可靠，因為後者「要聽其他人講」，李教授笑言 ‘of course not, I am sorry’，指向的就是，社會事實是必須通過一套特定方法去獲得的，那套就是這幾天在新聞上不斷被提及，融合了計量 (quantitative) 和質性 (qualitative) 調查的社會研究方法，這些方法要跟被研究的對象接觸，要「聽其他人講」。

今天庭上出現的主要問答，都可被理解為，關於一項學術研究，在技術上如何獲得足以令人信服的社會事實。

這裡既有個別研究方法的操作問題，也有關於不同研究計劃的 data 如何加起來被理解的問題。下午大部份時間，庭上都在討論這類問題，例如追問研究選取時間、取樣 (sampling) 的準則為何、焦點小組和現場問卷的技術細節等問題。

但即使明白到上述這些，即使是「外行人」，其實也可繼續挑戰、繼續再去問，「研究示威口號的意涵」，就肯定是個關於社會事實的問題嗎？

不接受「示威口號的意涵是個關於社會事實的問題」，表面聽來奇怪，但今天法庭上有時出現的爭議，正是由這深層次的問題而起的。這問題觸及到一些更根本的理論和概念，反而李立峯在上午較有系統地討論過。

李在上午曾指出，「了解示威口號」，本質上關於抗議場景中眾人的傳訊 (communication)，因此它不僅關於自我表達 (self-expression)，更核心而言，觸及的是「人活在社群中」的問題。

在社群中，意義和傳播，是在充滿歧義的語言環境中進行的。李甚至說到，如果不是活在這種意義、傳播和語言的機制中，人們就不會有誤解、不會有一切創意寫作。

上午當他論及這些理論觀點時，其實提到了深層的理由，去反駁劉智鵬的研究：字詞很易獲得不同的意思，造就了語言的複雜，所以劉的研究背後，是站不住腳 (untenable) 和非常死板 (very rigid) 的語言理論，這種理論難以理解抗議場合  (protest site) 的特質。

李立峯進一步解釋了，抗議場合中，一方面令全部參與者走到那場合的「共同目標」，已經是人人都可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什麼是「我要真普選」的具體意思)，另一方面，每人都帶著另外的、個別的訴求而來 (例如是七一遊行中 LGBT 和勞工運動的參與)，這才是抗議場合作為社會現實的形態。

今天庭上的問答，大多關於研究方法執行上和技術上的細節。但在李立峯持續不斷的回答中，在周天行與法官們的疑問中，也引出了更深層的知識問題：整項辯方專家報告的公信力 (credibility)，訴諸什麼知識層面上的基礎？

李教授就今次報告背後那研究學理和方法學所作的慎密解說，可說也展現了辯方學者相信專家報告 reliable 和 relevant 的原因：抗議現場作為社會事實的本質，其實需要特定和 vigorous 社會研究方法去了解，而這份報告的專家，正正就是經年累月在從事那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