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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往往牽涉「權力」，就是影響對方的能力。誰有權指令誰做事？誰決定誰的工作安排？當意見分歧，誰有最終話語權？這就是支配的能力 (power over)。教練學卻主張另一種權力，就是賦予 (empower) 案主自我掌控的自主權。

教練切忌濫權。教練不是主角，案主才是主角。如果是男教練和女案主，異性戀文化霸權強化男性權力優勢，容易讓女案主感受到壓力，或者投射父親 / 丈夫形象。

教練和案主潛藏着權力關係：教練有權提問隱私，包括金錢、感情和性關係，案主需要回應，卻沒有同樣權力去查問教練的隱私。教練擁有專業知識，善於滔滔不絕，容易矮化和弱化案主，甚至變相濫權操控，帶來傷害；包括利用移情 (案主對教練的投射)與反移情(教練對主角的投射)，將教練自身的專業失誤，歸咎為案主的成長創傷。作為生命教練，需要有意識地強化案主的自主權：

1、教練需要提供絕對安全的環境，讓案主感到安全，勇敢為自己發聲。

2、教練需要深度同理，當下臨在，讓案主感受到尊重，連結內在力量。

3、教練要留意身體語言和講話態度，避免任何「從上而下」權威支配。

4、教練提出觀點時，清晰這不是「正確的觀點」，只是「另一種觀點」。

案主求助，通常渴求答案；教練給予權威答案，看似一錘定音，往往適得其反。教練愈是權威，案主便愈依賴；強化教練的假我，弱化案主的自主，變相鞏固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用「專業理論」凌駕案主的「真實感受」，易將案主問題化、病態化。許多求助者生活上長期處於弱勢位置，飽受威權父母、上司欺凌、社會壓制。如果教練濫用特權，因愛之名層層進逼，逼使案主改變﹑罔顧對方感受，助人過程便淪為權力壓制。

如果教練不夠專業，輕率給予意見，容易變相傷害。曾有求助者表示丈夫要求離婚，教練衝口而出：「那麼你一定很痛苦！」原來是教練自己未放下十年前的離婚傷痛，因此假設離婚一定痛苦；殊不知，求助者覺得離婚其實是解脫。又曾有教練輕率建議：「既然妳對香港失望，為着孩子未來，不如移民外地」。如此武斷建議，干涉案主私生活，令「我關懷妳」淪為權術把戲。

教練如履薄冰，需要高度覺察。畢竟，一個生命放在我們手上，需要小心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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