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熟悉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抗爭行動發展的人而言，粗略地重整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背景脈絡並不太難。自世紀之初以及 2003 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逐漸進入「社運年代」 或成為一個「社運社會」：集體行動數量上升，參與及組織集體行動的團體愈見多元，愈來愈多市民願意參與遊行集會或至少認同遊行集會是正常和合法的意見表達方法。同時，隨着民主化進程停滯不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問題持續惡化，政府施政亦未能有效地吸納和回應社會上的多元聲音，抗爭的手法和力量也愈見激烈。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中，百萬香港市民輪番走上街道，佔領道路，實踐公民抗命。不過，雨傘運動未能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在民主化問題上讓步，進一步觸發了香港社會運動在意識形態和行動模式上的激進化，其體現包括本土派的冒起、各種「光復行動」、2016 年旺角衝突的發生，以及港獨思潮。在 2015 至 2019 年間，政府以取消參選人和議員資格及取締港獨組織等強硬手段應對社會運動，表面上迫使社運進入休憩狀態（abeyance），動員能力大減，無力感瀰漫，不少市民甚至有迴避新聞和政治的傾向。但事實上，市民對民主化的追求和對政府的不滿並沒有消失，同時，社會運動組織者亦以各種方式建構及保存了社會網絡和資源，為下一波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

2018 年 12 月，筆者為《明報》訪問社會學家李靜君。她在訪問中說：「在缺乏民眾參與渠道的社會，社會衝突和不滿不能在制度內得到解決，就很可能在一個不能被預測的時候爆發。所以，我的預期是，（像雨傘運動）這種 eventful protests 會再發生。」

這個「不能被預測的時候」很快就來了。不出兩個月，《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出現，不出半年，eventful protests 就真的再發生了。

反修例運動毫無疑問將成為香港歷史中又一起關鍵事件，《港區國安法》的成立、新移民潮的出現、激烈行動的「常態化」，以及其他政治及抗爭文化的轉變等，都直接或間接屬於反修例運動觸發出來的連鎖效應。學界極需為這一場規模龐大、結構複雜、行動多元，而且變化多端的社會運動進行分析及整理，讓大眾能夠更了解這場運動的緣起、其力量的來源及局限，以及它對未來香港社會和政治的影響。

不過，這本《時代的行動者》並不打算全面回應以上種種問題。本書目標較為簡單，一場社會運動始終是由參與者組成的，反修例運動的特點不單止在參與人數眾多，隨着行動模式和抗爭方向的多元發展，不少市民或以既有的社會身分（如社工、醫護、中學生等）參與運動，又或通過行動獲取了運動中的獨特身分（如前線、守護者、國際線參與者等），本書嘗試以這些以不同身分和在不同崗位上的參與者為切入點，一方面展示參與者的能動性如何塑造整場運動；另一方面通過不同類別參與者要面對的狀况，探討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對反修例運動的組織形態作一個整體描述，以解釋本書的結構和為不同章節的分析打下一些基礎。

「無大台」的社會運動行動者

還是得從「無大台」說起。傳統上，一場社會運動會有其中心領導者和機構，負責籌劃和舉辦運動中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集體行動、就運動關注的議題提出集體行動框架、統合和分配資源、擬定行動策略、在有需要的時候代表運動與政權或其他運動目標進行談判，並在形勢變化之中就運動的發展方向進行決策。一般而言，一個運動的領導者或機構也是運動的人際和組織網絡的中心，是社會動員過程的出發點，在西方社會很多集體行動中，往往有六成或以上的參與者份屬正規社會組織成員。而當一場運動出現內部衝突和鬥爭時，涉及的往往就是去爭奪由中心領導機構所代表和掌握的權力。

反修例運動經常被形容為「無大台」，簡單來說，就是指這場運動沒有以上所形容的中心領導者或領導機構。在 2019 年 3 月至 6 月初，跟逃犯修例爭議有關的最主要的集體行動 — 包括 3 月 31 日、4 月 28 日和 6 月 9 日的大遊行 — 都由民陣舉辦，而跟民陣關係密切的民主派政黨和議員則負責在議會內抗爭。但民陣從來不是一個有嚴謹架構和豐厚資源的組織，民主派政黨和議員的公信力也向來不高，再加上香港社會的集體行動向來有民間自發的傳統，在 6 月 9 日百萬人大遊行過後，反修例運動高速進入「無大台」的狀態，雖然民陣仍然是舉辦 6 月 16 日 200 萬人大遊行、6 月 26 日愛丁堡廣場集會、7 月 1 日大遊行，和 8 月 18 日流水式集會等最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單位，但它沒有提出集體行動框架以及擬定整場運動的行動策略的能力。相反，對運動走向影響深遠的 6 月 12 日金鐘包圍立法會行動和 7 月 1 日衝擊立法會行動，都沒有傳統組織在背後策劃。同時，各種行動和「戰線」湧現，無論是網絡上的文宣攻勢、7 至 8 月間的地區遊行、機場靜坐、8 月 23 日全港拉人鏈行動、後期的商場集會、各區「和你 lunch」，和黃色經濟圈等，很多都是由一般運動參與者通過網絡平台倡議和組織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對反修例運動的聲勢和持續性，相對民陣舉辦的大遊行至少是同樣重要的。

放眼全球，沒有中心領導者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十數年並不太罕見，最為人熟悉和受到最多研究者關注的包括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在多個中東國家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等。在學術上，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提出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指出這些運動具備去中心化和自發性強的特徵，運動並不由傳統的正規社運組織主導，其主體是「由網絡所組成的網絡」（networks of networks）。另外，政治傳播學者 Lance Bennett 和 Alexandra Segerberg 則提出連結型行動邏輯的說法，他們認為，在當代資訊和社會環境下，集體行動再不一定需要由社會組織進行資源動員。取而代之的是由每一個人的表達意欲出發，加上簡單而包容度高的個人行動框架在數碼媒體上廣泛地被傳播，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可以由下而上迅速地出現。

網絡社會運動、連結型行動的出現

網絡社會運動或連結型行動的出現建基於幾個社會和技術條件。首先，數碼媒體的普及化大大減低了資訊和溝通成本，而社交媒體的出現，更使人與人之間更容易及緊密地連結起來。不同的社交媒體有其各自的能供性（affordance），意指每個社交媒體平台因着其結構和設計特徵，會傾向鼓勵或容許某些用途和行動，同時不鼓勵或不容許另一些用途和行動。通過善用適當的社交媒體，運動參與者可以有效率地傳播跟集體行動相關的資訊及動員相識者參與其中，亦可以自發組織個人化或以小組為基礎的各式各樣的行動。第二，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也建基於社會上業已存在的對自發參與的重視。Flesher Fominaya 在探討西班牙憤怒者運動時就指出，西班牙以至很多西方國家向來都有自主運動（autonomous movements）的傳統。自主運動的特徵是強調橫向結構、多元性、自我組織、參與民主和直接行動。這些成為了當下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基礎。第三，網絡社會運動缺乏長時間的醞釀和較完整的集體行動框架的建構，所以它也需要建基於社會上業已存在和共享的不滿。當現存不滿廣泛地存在時，簡單的個人行動框架也能夠觸發人們的參與意欲。

Manuel Castells 以及 Lance Bennett 和 Alexandra Segerberg 分別指出過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優點。如Castells 認為，一場運動沒有中心領導會增加政權打壓的難度，因為要打壓的目標並不明確。Bennett 和 Segerberg 則指出，連結型行動中的個人行動框架所具備的開放性，讓更多人願意參與其中。同時，普通參與者可以通過網絡動員和個人化或小組式的行動，以自己喜歡或擅長的方式參與一場運動，這一方面讓更多人有動力積極參與運動；另一方面亦令運動更能夠把參與者的才能和創意聚合起來。

這些網絡社會運動的特點，在雨傘運動時已經有所體現。雨傘運動雖然有「雙學三子」作為中心領導，但警方在佔領行動首天施放催淚彈，打破了佔中三子之前的計劃，並激發了大量市民上街，在領導者和參與者無法直接有效溝通的情况下，參與者即場發揮，結果出現了多區佔領的局面，令整場運動往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當局勢穩定下來後，無論是佔領區內如自修室或臨時教堂等建設，抑或是如在獅子山頂掛直幡等佔領區外的行動，以至佔領區被清場後的「鳩嗚團」和「添美新村」等，都是參與者自發進行的。研究亦顯示，自發行動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參與者對運動的投入程度。

到了反修例運動，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有更重要的體現。這一方面是因為反修例運動的確再沒有中心領導組織，也沒有長期佔領固定區域這個中心行動模式。相反，在 6 月至 7 月 1 日幾場大遊行完結之後，如何把運動延續下去成為了迫切的問題，在無大台的情况下更需要參與者自行發揮。同時，普通參與者所進行的一些較成功和矚目的行動，例如 6 月底由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全球報章廣告行動或7月初的地區遊行，可以啟發和鼓勵其他人嘗試創製其他的參與機會。於是，不少參與者趁機會各展所長，例如在運動早期令人刮目相看的各種文宣，背後往往由設計和廣告行業的工作者操刀，一名探討運動藝術創作的記者曾對筆者說，她的一些受訪者甚至覺得，沒有了商業考慮和客戶意見的限制，他們自覺才華在替社會運動出力時比在平常工作中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所以也特別落力。

參與者的多個身分

於是，反修例運動出現了另一個特色，就是上面提及過的，很多參與者不止是以「一般市民」或「公民」的身分參與，同時亦會以自己的職業身分或社會角色參與到運動之中，這包括為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的律師、在抗爭現場做救護工作的急救員、在前線安撫情緒的社工和牧師、組成「守護孩子」的家長、多次以舉辦「和理非」集會的方式支持運動的「銀髮族」等。另外，反修例運動的行動多元化，形成了運動支持者口中的不同的「戰線」，如工會戰線、國際線等，參與者亦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意欲、客觀環境等，集中參與到不同的戰線中。反修例運動是一個近乎全民參與的運動，不止是因為曾參與過相關行動的市民人數眾多，也是因為它動員了大量社會身分和角色，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推動一場運動。

不過，在解釋無大台是什麼之餘，我們也需要指出無大台不代表什麼。首先，無大台不代表傳統以及較正規的組織及其成員在運動中沒有重要的作用，雖然在新的科技和社會環境中，普通市民可以更容易自發動員，但既有組織往往具備一些如組織行動的經驗、人脈關係、社會知名度、現存的傳播網絡、在公眾和媒體眼中的可信度等重要資源，會較有能力處理某些工作或籌劃某些行動，例如在反修例運動中，當要舉辦最大規模的遊行集會時，民陣的知名度是難以被取代的。在各地區舉辦遊行集會時，一些社區組織也起了重要作用。部分專業團體能更有效地動員和組織專業人士參與運動。在「國際線」上，海外港人團體也是動員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大台」只是指沒有正規組織作為整場運動的中心領導，並不是指沒有正規組織參與到由Castells所說的「由網絡構成的網絡」之中。這一點，本書的幾個章節都有展現出來。

（本文有所刪節，全文見李立峯編《時代的行動者》，牛津大學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原文刊於明報）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