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0 日，清晨暴雨，唐英傑案來到控辯雙方結案陳詞的最後階段。15 天以來，這第一場的國安法審訊，在香港法庭裏，顯得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罪名和法律條文，熟悉的是一個又一個普通法的程序：

從第一日法庭職員把幾個裝有證物的藍色膠箱抬入，到控方開案陳詞，數名警員作供，法庭裁定表證成立，再到控方專家證人劉智鵬、辯方專家證人李詠怡和李立峯就「光時」口號分別作出論述，一場又一場的主問、盤問，再到最終的結案陳詞，再等待判決⋯⋯

*     *     *     *     *

這天大狀們如常披上黑色律師袍，再戴好他們的假髮。辯方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和控方的檢控官周天行、張卓勤，總是最早到達法庭。他們通常交談兩句，然後各自開始整理文件。辯方大律師劉偉聰稍後就到，常常面帶微笑與另外一名律師同伴交談。翻譯員此時也已到場，稀疏的頭髮搭在他的頭頂，他滑幾下電話，然後拿出一個橙色的購物紙袋，在證人席旁的椅子上放下，從中小心翼翼掏出迷你傳聲器、mic 嘴之類的設備，掛好在自己胸前。

不多久，犯人欄的木門傳來一陣大串鎖匙碰撞的聲音，大家知道，唐英傑要入庭了。三名身穿綠色制服的懲教人員押送唐步入犯人欄，15 日以來，他都是同一套深藍色西裝外套，內穿一件黑色襯衫。當他入庭時，辯方律師團隊的人會馬上向他揮揮手，打個招呼。劉偉聰和律師同伴們總是很快就走到犯人欄旁，與唐英傑交談，拿著文件向他解釋，唐英傑左手握著欄杆，頻頻點頭。他們談得認真之餘，也不時傳出笑聲。

十點鐘，所有人員好整以待，等著總會遲到 8 分鐘的三位法官出場。

10 時 08 分，法官席旁的大門被響亮地叩了三下，所有人起立，身穿紅袍的法官手挽文件走了出來。她們個子都較小，杜麗冰坐正中間，她發言的時候，總以禮貌而慈祥的微笑示人，這微笑隨著發言結束而迅速熄滅；彭寶琴坐在杜麗冰的右手邊，三人之中，她總是反應最快、斟字酌句提出質疑的一個，愛從眼鏡上方審視律師和證人；陳嘉信則坐在杜的左手邊，他每次發問時都滿溢著自信，粗黑的眉毛上下快速飛舞。

控方：不僅針對警察　還以政治主張煽動他人

檢控官周天行率先做結案陳詞。

關於控罪一，「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周天行說，法律上的「煽動」，涉及由被告向他人以文字或者行為進行的溝通（communication），不管那溝通是否成功影響他人，只要確認被告有作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效果的溝通（the communication is in fact made to others），即可定罪。

周天行列舉唐英傑在七一當天的行為作為證據：被告駕駛電單車經由紅隧到灣仔的期間，周稱被告每闖過一道警方防線，都加速自己的電單車，在第一道防線，當警員見到被告時，雙方距離大約有 60 米，到第四道也即是發生碰撞的防線時，警員與被告的距離只有 1 到 2 米。周天行認為，最關鍵是，他以「光時」口號的旗幟做了「巡遊（parade）」，旗幟鼓吹政治主張，在經過不同地點時，都有現場群眾叫喊、喝采、揮手，「（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溝通實際上達成了。」

至於第二項控罪「恐怖活動罪」，周天行說，控方依賴控罪中「針對人的嚴重暴力」以及「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的元素，不需要證明「嚴重傷害」確實出現過。

周天行稱，被告以電單車作為致命武器，衝擊警方防線，無視警員要求他停下的警告，以及第三道防線警員發射的胡椒球彈，反而超速駕駛，最終致使三名警員受傷，顯示他有意圖造成《國安法》第 24 條所列的「嚴重暴力」。不僅如此，他的「光時」旗幟鼓吹政治主張，以嚴重暴力針對警察，明顯構成對中央政府的「脅迫（coercion）」及「惡意訴求（hostile demand）」。這正屬於《國安法》第 24 條所列的「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關於第三項控罪「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是第二項控罪的交替控罪，周天行指，現場有其他車輛被損壞，被告行為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我們希望法庭將被告所有的行為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考慮，不僅是針對警察的暴力，還以政治主張煽動他人。」他總結道。

周天行說話聲量不大，但說到重點詞彙，例如「coercion」、「hostile demand」，他會加重語調。他時不時從手頭的文件抬起頭來，睜圓雙眼，透過厚厚的無框鏡片望向法官，抬頭紋在他蒼白的額頭上層層浮現。

周天行：辯方專家證人並非中史、中文專家

他開始提及專家證人的內容。

「控方依賴劉智鵬教授的意見，我們希望強調，Eliza Lee（李詠怡）教授和 Francis Lee（李立峯）教授都接受，劉教授的觀點是其中一種（對『光時』）可能的解讀。她們對於劉教授理解光時口號沒有爭議，對於口號要作為整體來理解，也沒有爭議。」

周天行一口氣說了很多個「no dispute（沒有爭議）」，不過當他盤問李詠怡和李立峯時，兩位教授的回答均並非沒有爭議，而是強調理解光時口號有多種方式，劉智鵬的理解只是眾多人之中的一種。這個答案，在法庭語言的框架裏，成了肯定劉智鵬理解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理解、因而是「no dispute」。

周天行又說，李詠怡和李立峯對控方引用的警方報告亦沒有爭議。兩位教授在盤問時的答案是，他們不質疑警方計數的能力，警方數了兩千多條影片中出現「光時」和其他暴力及分裂國家元素的次數，不過「共同出現」不證明它們彼此有關聯。

周天行說，劉智鵬考慮了歷史的語境，考慮了梁天琦的口號起源，至於李立峯和李詠怡，周天行說：「我們希望指出，他們並非中史和中文領域的專家。」周天行曾在盤問李詠怡時，稱李詠怡的中史水平只有中三程度，理由是她之後本科到博士修讀的都不是中史。

再談到「光時」與元朗襲擊還是中聯辦遊行更有關係。兩位李教授在盤問時說過，「光復」一詞在 721 之前的光復上水和光復屯門公園等行動已經重新出現，令人們重新記起這些字眼，及至元朗襲擊發生，連登上關於「光時」的字眼出現頻率有大幅增長，並且電話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認為元朗襲擊最令他們改變對警方態度，綜合而言，他們認為元朗襲擊與「光時」口號被廣泛使用更有關係。

「我們希望指出，『光時』口號在元朗事件之前，在 721 中聯辦外的遊行已經出現。」周天行說，中聯辦外的示威有破壞國徽的行為，是挑戰主權、分裂國家之意，比元朗事件更代表光時口號的意思。

控方指辯方專家研究充滿偏見

周天行接著談論李詠怡和李立峯的研究方法。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那些實證數據是不相關、不可靠，根本無法協助法庭理解光時口號的意思。」他說，「關於那些調查，例如焦點小組訪談、電話調查，這些都並非為了法庭目的而做的，這一點是 Eliza Lee 教授和 Francis Lee 教授都確認的。」說的，是李立峯曾說，這些調查都是在 2019 至 2020 年發生示威期間進行，不是在收到辯方指示後才做。

「至於焦點小組訪談，那些研究是充滿偏見和引導性問題，討論小組的指引以及部分訪談錄音稿都顯示，研究助理引導參與者回答光時口號與港獨的關係。」（李立峯曾在作供時回應過）

「我們指出，這些分析無法向法庭提供有意義的幫助。」

「至於警方報告，控辯雙方均沒有異議，這是與理解光時口號有相關性的。」

周天行說，希望法庭不要給李詠怡和李立峯的報告以任何份量的考慮，並且採用劉智鵬的報告，以字詞的普通（ordinary）、簡單（plain）的意思，加上梁天琦 2016 年的用法，來理解口號的意思。

劉智鵬在兩天的作供裏，聚焦於「光時」口號在中國歷史上的意思，說「光復」和「革命」都有千年不變的意思，並無提及過要用字詞簡單、普通的意思來理解。

周天行就說，從唐英傑的 Google Drive 找到關於「光時」的照片和影片，以及一些有關 2019 年示威的內容，而唐被捕當日，提及銀包內有「光時」口號的卡片。這卡片在法庭的證物裏並不存在。

聽畢，法官彭寶琴詢問，控方所依賴「煽惑」的定義，是否指字詞的自然及合理的意思，「能夠（capable of）」構成港獨的意思。周天行：「我們同意您的 approach。」

辯方：劉智鵬忽視「修辭」

輪到辯方結案陳詞。白髮的 Grossman（郭兆銘）站了起來，他咬字含糊，聲音細得坐在第二排只能勉強聽到，所有記者都屏息起來，只要旁人大力呼吸，Grossman 口中的字句就會飄走。

Grossman 首先說，究竟被告和其他所有人是否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光時」，是本案首要的一個議題。他澄清，雖然李詠怡和李立峯接納劉智鵬的理解不是「錯誤」，但並不說明是「正確」，因為辯方專家說的是，口號的意思模糊而多邊，並沒有單一標準答案。如果不能毫無合理疑點地證明劉智鵬的解讀必然是唐英傑的解讀，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幾乎所有公眾席的人都在吃力地聽著 Grossman 的英文。

Grossman 反駁說，劉智鵬稱口號的字眼意思千年不變，過度強調「約定俗成的用法」，而忽視「修辭」。「如果我說: go out and fight for your rights! 我不一定是叫大家真的出去打架。」

他又說，雖然辯方兩名專家並非歷史學者，但有參考歷史作出報告，並且均是有份量的學者，幾乎是為理解口號的意思而量身訂做的，李詠怡是政治科學，李立峯則是新聞與傳播學領域，反而劉智鵬沒有統計學方面的知識。

「What? Why? How?」

在反駁周天行對辯方專家的批評時候，Grossman 一度多次說出「Why? How?」

「控方說焦點小組訪談不可靠，可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並不這麼說。所謂有偏見，why? How? 控方是在說，你可以忽略政治科學的專家，你可以忽略政治傳播學的專家？」

說到警方的報告，Grossman：「那些影片說的是口號和其他口號一起出現，根本說明不了什麼。」他說了兩遍：“Prove nothing!” 又說，如果被告要煽動他人，他應該選用更明確的字眼，例如「香港獨立」。

再談恐怖活動罪，Grossman 一臉不解：「What? Why? How?」他反問控方有何證據證明唐英傑危害公共安全，如何造成了嚴重傷害。對於控方說，唐英傑的旗幟和衝撞行為，顯示對中央政府的「脅迫（coercion）」及「惡意訴求（hostile demand）」，Grossman 再次連問：「How?」

Grossman 說，唐英傑當日帶備急救物資，一個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的人，顯然不會這麼做。唐的行為遠不符一般人對恐怖主義行為的理解。他又說，唐英傑衝過頭三道警方防線，都沒有撞到任何警員，而是避開了他們。

他又說，辯方曾邀請政府化驗師曾卓南作供，指唐英傑撞擊之前曾經減速。法官彭寶琴馬上質疑，曾卓南的證供只是說看到煞車燈亮起，但無法確認被告有否煞車。Grossman 回應：一個實施恐怖活動的人，是不會嘗試減速的。

Grossman 在早前盤問警員吳太盛，曾問他手中的盾牌後來去了哪兒，那時唐英傑電單車與吳擦身而過，吳稱並不知道有否擊中唐英傑。Grossman 就說，無論擊中與否，都有可能使得被告分心，這個可能性是不置可否。他又質疑，多名警員作供，有人說被告當時在加速，有人說是減速，但卻無人說看到盾牌被扔了出去，這十分奇怪。

辯方：光時口號意思含糊，不足以構成煽動

在 Grossman 陳詞時，三位法官一度同時退後辦公椅，三頂假髮再次聚首，陳嘉信以手掩住側面，三人小聲討論。

在陳詞的最後，法官彭寶琴率先嘗試總結出，關於煽動罪行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能否煽動」的問題，即光時口號的自然即合理效果（natural and reasonable effect），能否構成「煽動」他人的效果，如果可以，即屬煽動；

第二，關於被告的犯罪意念，控方能否毫無合理疑點證明，被告使用光時的意思，與控方的解讀一致。

Grossman 稱，只要兩條問題任何一條存在一點，被告都應該被裁定無罪。他進一步補充，關於第一個問題，能否煽動他人，由於光時口號的意思過於含糊，不同人有不同理解，因此不足以構成煽動，「任何疑點利益必須歸於被告。」他說。

至此，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結束。唐英傑的命運，將在下星期二（7 月 28 日），由三名法官作出裁決。

 

文 | 楊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