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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原文刊於國際學術期刊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本文為論文的節錄翻譯，獲原作者及譯者授權轉載。

【原文作者：Magdalena Soffia 博士（英國劍橋大學），Alex J Wood 博士（英國伯明翰大學），Brendan Burchell 教授（英國劍橋大學）| 翻譯：廖康宇 （英國劍橋大學）】

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世前的最後一部、亦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具話題性的學術著作，就是他在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理論。格雷伯在書中指出，在現今社會，愈來愈多的工作是連員工自身也覺得毫無意義的。此書在出版後，不論在學術界或社會大眾都引起極大回響，但我們對格雷伯的論述始終抱著懷疑的態度。

有見及此，我們利用歐洲工作質量統計（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s） 的數據，重新審視格雷伯在書中的幾個主要論點：包括「在社會上有一定部分的員工自覺他們的工作是毫無意義」、「自覺工作是毫無意義的人數逐年上升」、「狗屁工作集中在幾個特定行業」等等，發現格雷伯的論述和現實數據不乎，甚至可稱得上南轅北轍。我們的研究，可能是在格雷伯死後，對「狗屁工作」理論的一個最重要批判。

毫無疑問，大衛格雷伯是近代工作社會學中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學者。直至撰稿當日，單是格雷伯在 2013 年所寫關於「狗屁工作」的文章、以及他在 2018 年所出版的「狗屁工作」一書，在 Google 學術已經有超過 900 次引用，而且這個概念亦受到世界各地的媒體廣泛報道。「狗屁工作」理論所指的是，由於現今社會「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的盛行，導致社會上有大約 30%-60% 的工作雖然貌似充滿意義，但事實上這些工作根本毫無貢獻、甚至完全沒有意義。

格雷伯在書中寫道，「狗屁工作」是指：一種毫無意義、不重要、有害的受薪工作，就連員工都無法為該工作辯護，但同時這份工作又需要員工扮作充滿意義。（原文：a form of paid employment that is so completely pointless, unnecessary, or pernicious that even the employee cannot justify its existence even though, as part of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the employee feels obliged to pretend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

格雷伯主張，如果我們可以將這部分的工作在經濟結構中去除，人們便可從毫無意義的勞動中解放，甚至降低社會整體的工作時數，從而令更多人活出更精彩的人生。同時，他又留意到，大學生由於有學債負擔，他們會更願意任職「狗屁工作」；另外在金融、法律、行政管理等專業，「狗屁工作」的數目大幅上升。

為審視格雷伯的論述，我們總結了以下「狗屁工作」理論的五個重點：

  1. 在社會中有一定重要比例（例如 20%-50%）的員工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沒有意義
  2. 認為自己工作是沒有意義的員工人數在近年大幅上升
  3. 金融、法律、行政管理等行業的員工，認為自己工作是沒有意義的比例比其他行業高
  4. 年輕人因為要負擔學債，他們任職「狗屁工作」的比例會較高
  5. 任職沒有意義的工作對員工的精神健康有一定損害

我們驗證「狗屁工作」理論所用的數據，來自歐洲工作質量統計（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s）在 2015 年公布的統計結果，並在當中抽出和「狗屁工作」相關的部分作進一步分析。同時，我們亦抽出 2005 年及 2010 年的統計結果去了解「工作意義」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改變。這些數據涵蓋歐洲 28 個國家， 兩萬多人的統計資料。

在歐洲工作質量統計的問卷中，有一題問到：你覺得你的工作是有功用的？（原句：You have the feeling of doing useful work?）而受訪者可以選擇一個五個程度的答案：「任何時候」、「大部份時間」、 「部份時間」、「少部份時間」或「從不」。在我們的角度，如果受訪者回答「任何時候」、「大部份時間」或 「部份時間」，我們假設受訪者是自覺他/她的工作最起碼是有部分意義的；相反，如果受訪者選擇「少部份時間」或「從不」，我們就假設工作是毫無意義。

根據這個指標，我們發現在 2015 年，縱觀歐洲 28 國數據，只有 4.8% 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毫無意義；而在過去十年，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受訪者數目，更由 2005 年的 7.8%、下降到 2010 年的 5.5%、再下降到 2015 年的 4.8%。這一點與格雷伯所主張，沒有意義的工作人數在近年大幅上升的講法完全不乎合。此外，雖然數據指出，有部分行業的員工自覺工作沒有意義的比例比其他行業高，例如銷售人員（7.7%）認為自己工作是沒有意義的比例比教師（1.7%）和護士（1.3%）高，但普遍來說，法律、行政管理人員等都自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另一方面，格雷伯指出年輕人因為要負擔學債，他們任職「狗屁工作」的比例會較高。但我們的數據分析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工作是毫無意義的比例則愈低。這一個點基本上和格雷伯想像中，教育程度愈高愈有機會任職「狗屁工作」的推論相反。最後，雖然我們發現只有一少部分人在現實中任職「狗屁工作」，但這些人的精神健康的確比非任職「狗屁工作」的人差。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我們實在無法認同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論，甚至證明了格雷伯的推論是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但話雖如此，格雷伯所提倡，關於工作意義的重視，實在值得社會大眾關注。我們亦深入研究了歐洲工作質量統計中的其他指標，發現職場上的管理手法、個人能力實踐、社交支援等等，對於受訪者認為自己工作有否意義都有明顯關聯。這一類課題令我們想起了工作社會學中關於工作引致「異化」（Alienation）的討論，但這是個和「狗屁工作」完全不同的學術概念，在此不贅。

我們感激大衛格雷伯對於學術界的偉大貢獻，特別是他對無意義工作及其精神危害的關注。可惜的是，格雷伯本人已無法對我們的評論作出回應。我們認為紀念他的最好方法，是透過討論格雷伯的理論，包括認清「狗屁工作」的本質，為世界的公平和公義出一分力。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註一，原文刊於國際學術期刊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 如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任何差異，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原文網址：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500170211015067

註二，關於大衛格雷伯的生平，請見譯者前文「悼 David Graeber —— 一個大學教授、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