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學生堵路罪成上訴 指原審推論基於錯誤時間 押後裁決
2019 年 11 月 13 日的「大三罷」中，22 歲女學生被指在中大附近的沙田科學園路，橫泊兩輛輕型貨車及以雪糕筒、欄杆等堵塞交通，去年被裁定「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成，被判 160 小時社服令，今（28 日）向高等法院上訴定罪。辯方指，證據顯示被告在現場逗留最多約 30 分鐘，但原審裁判官錯誤地以逗留「一個多小時」的基礎作出有罪推論。加上被告當時逗留，是因為協助一名腳傷者，而她對涉案的車輛也沒有控制權。 法官黃崇厚聽畢陳詞後，得悉被告已完成 24 小時社服令，表示會儘快頒佈書面裁決。
辯方：原審裁判官基於錯誤時間作推論
辯方第一個上訴理據指出，原審裁判官的有罪推論，很大程度上依賴被告停留在堵路現場附近「一個多小時」。但現有證供只能確認兩個時間點。第一是控方目擊證人目睹被告在早上約 9 時 30 分，攙扶一名腳部包有繃帶的女子登上涉案輕型貨車，第二是被告在早上約 10 時 05 分在車上被捕。
辯方指出，證據顯示被告最多只在車上逗留了約 30 分鐘，明顯不是原審裁決理由中所稱的「一個多小時」。換言之，裁判官的有罪推論，是基於一個比實際更長的時間。由於「時間性」是原審裁判官推論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次定罪並不穩妥。
控方回應，「一個多小時」可能只是裁判官的手民之誤。辯方指，裁判官是在辯方入表申請上訴後才撰寫裁決理由書，有充足時間準備及考慮，「一個多小時」不會是手民之誤。黃崇厚法官亦表示，裁判官對時間點的陳述，看來的確令人擔憂裁判官可能「計錯數」。
其後控方承認「一個多小時」可能是出錯。但即使被告逗留車上只有約 30 分鐘，這已是不短的時間，加上環境證供（現場有嚴重堵路、被告夥同他人行事等），法庭仍然有足夠基礎，推論被告曾參與堵路。
辯方指被告逗留因協助傷者
辯方第一上訴理據指出，被告當時逗留在堵路現場附近，是因為正在協助腳部包有繃帶的女子，攙扶她上車休息，而該車亦是離堵路處最遠的車輛。原審裁判官質疑，被告理應協助傷者盡快離開現場，在現場逗留並不合理，但辯方強調，現場交通癱瘓，加上傷者並無流血，未必有立即離開的迫切性，也可以先扶助傷者上車休息。然而裁判官並無考慮這些可能性。
法官詢問，一個人在現場是否有可能協助傷者以及堵路，兩者不是必然相斥。辯方強調，裁判官對堵路行為的證據分析並不仔細。對於控方回應所稱，本案無證據顯示被告對傷者提供了什麼協助，辯方指出扶助傷者上車休息、安撫傷者已經是協助。
辯方：被告無權控制車輛 帶口罩等證據價值甚低
原審裁決理由中，指出涉案的輕型貨車前方並無阻礙物，實可輕易離開。辯方強調，被告對該車並沒有控制權，她不是該司機或擁有人，被捕時也是坐在車輛後座。因此，該車是否能夠輕易離開，對被告而言沒有任何意思。而被告是否認識車上其他人，亦是與案無關，本案也沒有相關證據。
法官詢問辯方關於兩項環境證供，一是為何被告會在案發地點出現，尤其是案發地點科學園路並非一般的繁忙地點。雖然該處鄰近科學園及中文大學，但法庭沒有相關證據，不能揣測被告與這兩個地方的關係。辯方回應指，被告案發時是學生，即使她不是中大學生，但進出中大也並不稀奇。加上正因案發地點鄰近科學園及中大，才有很多人會途徑該處。
第二是關於被告當天的衣著。法官指被告被捕時身穿黑色上衣，但在欠缺其他因素下，不欲過於著眼這點。但他較關注被告為何案發時戴口罩。辯方回應指戴口罩原因很多，可能單純是不想被人看見容貌，但到場的人可能只是觀看，不能以此推斷被告參與堵路。因此被告戴口罩一事的證據價值甚低。
基於上述上訴理據，辯方認為本案證據未能支持唯一合理推論指被告參與堵路，因此定罪應被撤銷。
另一管有非法用途工具罪 原審獲裁無罪
原審的兩名被告分別為潘凱玲（22 歲學生）及范瑞佑（ 29 歲售貨員），同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指他們在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沙田白石角科學園路留下欄杆、巴士站牌及兩輛輕型貨車等。范在原審被裁定無罪。
潘原本另被控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作非法用途使用」罪，指她管有一支士巴拿。但辯方原審時則播放影片，證明她無孭袋，質疑警插贓嫁禍。原審裁判官指警員證供細節上「顯然有錯誤」，遂裁定該控罪不成立。
案件編號：HCMA4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