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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編按：香港的公民社會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過去 30 年形成的香港公民社會，在主權移交後，益見蓬勃。然而，形成既有公民社會規律、組織手法、倡議方法的土壤，正在急速消散。各路人馬都急須尋找出路，而沒有答案。

這是最壞的時代，組織的力量，在分崩離析中的社會中，更見珍貴。然而，它是在什麼脈絡下出現？走了一段長路之後，既有的團體組織模式的功過，又應該如何審視？

參加工會組織多年的陳昭偉，對香港工會運動有深刻的反思。在離職之際，他親撰了幾篇文章，反思自身經驗和組織手法。這幾篇文章作為「看見來時路 — 陳昭偉的工運反思」系列刊出。

【文: 陳昭偉】

說到工會本業到底是甚麼，固然是眾說紛紜，按不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主張。在香港，一些口號，例如「團結就是力量」、「一枝竹會易折彎，幾枝竹一紮斷折難」，工會積極份子倒是琅琅上口。

很明顯的，促進工人之間的團結，以集體方式爭取工人應得的權益，應該是工會的主要座標，指導著工會的行事方式。接下來的問題是，工人的團結要如何呈現？集體力量如何讓社會看得見，感受得到？

最膚淺的說法莫過於會員人數，十萬會員比小貓三四隻顯然更反映行內工人的團結。但只要看看全世界最多會員的工會，正正是擁有超過三億會員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而全香港號稱擁有最多會員的是永遠站在工人對面的工賊會，就大概明白會員人數並不能完整地訂義何謂團結。再簡單打個比喻，我們不會天真地以為，香港人口愈來愈多即表示香港人愈來愈團結，卻會因為一同起來集體反抗暴政，在過程中看得見，感受到彼此，才領略到甚麼叫團結。

奇怪的是，工會積極份子卻很少認真反省，到底我們正在做的「本業」，是否促進會員/工人之間的團結性呢？

簡單地舉一個例子，工會處理工人求助個案，數十年如一日，求助者人來人往，卻鮮有認識彼此。少數較進取的工會，嘗試搞一些會員活動，讓會員之間互相認識。再成功一點的，亦莫過於更進一步邀請積極工友擔任工會理事，承擔一些會務工作，或參與一些社會行動。但從總體印象而言，除了在往往是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業行動以外，我們很難觀察得到香港的工會如何促成了工人/會員之間的團結，一同齊上齊落，讓大眾看見工人的集體力量。

相反，我們經常會聽到工會理事抱怨，「我地呢行好唔團結」、「好多會員都唔理工會」，反映其實大家都對「搞工會促成工人團結」— 起碼是現在搞工會的方式可促成工人團結 — 抱有疑問。而面對這種疑問時，一種「務實」的態度，是「係咁㗎啦」，或「唔係咁樣可以點樣」，背後支撐著大家繼續參與的，不是成功感、不是發展的願景，而是一種「做善事」、「做義工」的好人、大愛原則。在不少工會愈搞愈縮、青黃不接，甚至連組成理事會都有困難而面臨解散與否的抉擇時，要麼是抱怨，要麼是無奈，豁達一點的就以「有聚有散」來安慰自己，安慰別人，但卻鮮有人會反思：「到底哪裡出了錯？」

另一種所謂的工會「本業」，就是搞問卷調查然後開記招，再進取一點的就是三數位理事拉條橫額去請願，然後強調這是重要的勞工權益倡議工作。首先，認真做倡議工作的民間團體，大概會批評這算不上像樣的倡議工作。更重要的是，工會的任務是做倡議這個命題，大概只有在香港才會被放得那麼大。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提及的那位工運過來人學者 Jane McAlevey，在其另一本名著《沒有捷徑：新時代下組織壯大力量》(No Shortcuts: Organizing for Power in the New Gilded Age）中，比較了幾種工會的運作模式：倡議模式 (advocacy model）、動員模式 (mobillizing model）及組織模式 (organizing model）。Jane 在書中主要是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產聯(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跟九十年代的新聲運動 (New Voice Movement）作出比較，指出後者雖然以組織未被組織的工人 (organize the unorganized）作為旗號，但實質只是一種動員模式，未能如 CIO 般把工人的團結性深深地植根於職場、廠房中間。Jane 的分析很有啟發性，但亦不無爭議性。不過這並非本文主題，在此不贅。筆者想指出的是，在Jane的分析框架內，倡議模式是一種完全沒有改變勞資雙方權力不平等這個結構，沒有捲入職場中的工人領袖，沒有透過緊密的接觸、溝通、對話等組織手段去促進工人參與，甚至連集體行動也算不上的模式，對她而言甚至連深入分析的意義都欠奉。

跟很多 No Shortcuts 的讀者一樣，筆者讀後簡直是當頭棒喝，喚醒了自己必須認清工會的基本任務 — 促使工人團體鬥爭，持續以集體力量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重拾這顆當初投身工運的初心。

有人或者會指責筆者學究，不要跟工友談甚麼主義、理論。這種指控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工人學識低、水平低的社會形象，另一方面亦假設工人欠缺能力從較抽象的角度去認識世界，以及旨在改變世界的事業。反過來說，難道工會積極份子連尋根究底，去檢視、反省眼前的事工，與工人反抗的本質之間存在哪些落差甚至矛盾，都是一種苛求嗎？希望那些大義凜然叫人做好工會「本業」的人，認真地讀一讀本文，進而思考何謂工會「本業」。

簡而言之，主張工會應專注做好「本業」的人，所指向的不過是「勞工權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指稱的「勞工權益」，都只採用了狹隘的理解。

工人運動於百多年前興起後，的確圍繞職場上的剝削問題進行大量的組織和集體鬥爭。可是，工會的抗爭，絕不只限於生產領域，亦往往在再生產領域發生。簡單來說，工人的生活是立體的，工人在生產領域是透過出賣自己的知識和勞工去賺取收入，而在工餘時間就在食物、住屋、醫療、社交、娛樂等等方面進行「消費」，以復原其體力和精神。後者一方面是一種人的基本需要，同樣亦是為了恢復工人為資本主義進行生產的能力。除了生產領域受到僱主的剝削外，工人在再生產領域往往同樣面對很多壓榨。因此，工人的抗爭，從來不只限於生產領域，亦經常發生於再生產領域。

工會作為工人的團結組織，理應急工人所急，而非劃地為牢，囿於無意識所產生的迷思。畢竟，「職工會只處理與勞資關係相關的事宜」這種主張，是由統治階級透過法例所加諸的規限，目的在於壓制工會，以便對各類不同社會團體分而治之的管治手段。

劃地為牢的後果，實質是令工人權益受損。著名學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就指出，傳統的工作崗位不斷流失，以新的形態出現，而且往往是零散、臨時而且在地域上分散的，職場組織變得愈來愈困難。他又認為，即使是較成功的職場組織工作，成功爭取到「跑贏大市」的加薪幅度，但收入的增長往往被物價、樓價的飆升所抵銷，工人最終仍然與資產階級鬥爭的輸家。哈維因此主張，工會應策略地思考如何以整個城市為組織面向，而非單單組織職場或行業；要組織城市，則必須與公民社會內的不同群體結盟。哈維的主張，提醒工會運動應該更重視在再生產領域的鬥爭。

無論是生產領域抑或是再生產領域的鬥爭，通通都會指向一個權力不平等的問題。經歷過 2019 年抗爭後，市民大眾都清晰地了解到權力分配這個結構性問題，亦即意識到一切問題的政治性。

迴避問題的政治性，不去爭取改變權力失衡的狀態，就等於將爭取勞工權益的工作後退到等待當權者恩賜。迴避與後退，就會令獨立工運與工賊會、勞聯這類保皇黨之間的分野變得模糊，在保存實力這面旗號下保存到的人，亦勢將愈來愈面目模糊，難以分清是手足或對家。

工會組織工作，需要不斷實踐、反思、學習、調整策略，不應只訴諸粗疏的說法，陷墮於積習當中，以致失去了抗爭運動應有的批判性和觸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