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搜尋「陳沛然」，熱門搜尋首三位是「陳沛然 足球」、「陳沛然 facebook」和「陳沛然 黃藍」。這幾乎代表了他的形象：喜歡足球，喜歡玩 social media，中間派。這位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雖然強調自己不群不黨，但近幾個月，市民幾乎一面倒說他是「黃」。他本人則說，自己從來不是「中立」，只是「自由人」，「如果夾硬要砌，我會話我係淺黃」。

但有時黃藍，是 relatively speaking。民主派總辭後，他與鄭松泰成為「惟二」非建制派，立於現存議員之中，「淺黃」已是「黃到金」。而他在 facebook 上的「抽水」貼文，也常常令他得到其他「黃絲」市民的注目。相比起鄭松泰，他現在好像更代表主流民主派的聲音，由「中間派醫生」，一轉身成為了「民主派代表」。陳沛然卻說，自己留下並沒有甚麼大計，而他對議會，亦已心灰意冷，現時只是「盡做」、「捱得幾耐得幾耐。」

自言以前不是焦點，但在民主派總辭後，記者到訪辦公室的機會越來越多。陳沛然說得坦白，只是因為現在沒有其他人給 soundbite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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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現屆會期開始不久，港大曾做民意調查，當時醫學界陳沛然的知名度，在一眾立法會議員中敬陪末席。其實他曾任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在醫學界中並非無名氏，只是由參選到就任之初，他的「業界本位」太鮮明，一般對醫療議題無甚興趣的市民，自然不會留意他。

到去年十一月，整個立法會翻天覆地。民主派總辭後，議會內僅餘 43 名議員，陳沛然和熱血公民鄭松泰，成為「惟二」沒有請辭的非建制派。陳沛然自此變得「受歡迎」，會上多了議員狙擊他的發言，記者亦開始找他回應醫療以外的題目，甚至是政治議題。

對此，陳沛然坦承壓力很大。他說，感覺像《少林足球》中，那個在決賽時被一班對手「圍住來射」的守門員，只是「捱得幾耐得幾耐」。不同的是，那位守門員受傷被抬離場時，隊友紛紛上前致意，但現在的立法會，他幾乎沒有隊友。

雖然，他自己也不認為，之前提早離場的是隊友，「我無埋過堆喎。」

陳沛然說，自己從來不是「中立」，真要說的話是「淺黃」。只是無論與建制派還是過往的民主派，他都堅持只會在特定議題上合作，不「埋堆」。

不是中立，只是不「埋堆」

44 歲的陳沛然是律敦治醫院的內科副顧問醫生，半職工作的他，每星期有三日要到醫院上班，其餘時間都在立法會。平時到議事廳開會，他慣常坐在中間偏右的位置。這大半年來，他的右手邊僅剩下數排空櫈——那是過去民主派慣坐的位置，如今全部清空。

政治環境翻天覆地，陳沛然卻還是保持他的「初心」，在議會中獨來獨往，沒有與鄭松泰組成甚麼「聯合陣線」，也沒有與建制派走近。他說，自己在今屆立法會會期之初，其實同時被邀進了建制和泛民的的 WhatsApp 群組，但他隨即退掉，both。「我知道一定，他們裡面有啲消息會流出來。假設有，梗係捉鬼。我答案就係，唔好搵我，一定唔係我，所以我自己退出。」

任期將滿，陳沛然也開始處理工作報告。他自評競選承諾，認為做到九成。只是如「落實雙普選」等，他便說，這些已超出其能力範圍。

夾硬要講的話，我係淺黃

在民主派總辭前後，他都和建制派保持距離。他說，自己從沒有強調甚麼中間派，只不過理念一向「比較中間」，「我從來無講過我要做中間超人」，「夾硬要砌我，我話我係淺黃」，而他強調的，是理據，道理，所以不論陣營，只要他同意的，他都會投贊成票，「自己睇，我仍然無變過。」

但他現時偶爾在社交媒體「抽水」，嘲弄建制派議員，便令外界覺得他「好黃」——像剛才「中間超人」的說法，便幽了黃成智一默。有報道把他的這些貼文形容為「駁火」，他卻不同意，說與建制派之間的關係一向如此，只不過以前民主派「火力」更猛，形成某種掩護，現在沒有了，「有一單（事件），就會被放到無限大。」

民主派「清零」後，找他受訪的記者也多了。他心中明白，「之前大家個焦點唔係我，例如你想訪問，我相信一定兩邊都有啲比較想出多啲聲嘅人，咁你咪攞佢嘅 soundbite，你而家攞唔到，咪搵我。」

但他澄清，自己不是「民主派」，之前亦「無埋堆」，只是一個自由人，與泛民、建制都只會在特定議題上合作。只是當球賽中，其中一方整隊不見了，他就被自動調進已沒有球員的一方。

陳沛然部落格的自我介紹上，說自己是爸爸、醫生、足球員、議員。他的辦公室中，也隨處可見這幾個身份的象徵。

「佛系」地留下　不想失去話語權

球場中，若人數不足便會中止比賽，齊人的那邊自動獲勝。若立法會也是如此，也許還來得簡單，偏偏現時的立法會，其中一隊缺席，場上的其他球員還要繼續踢下去。外人看著那些裝出認真模樣的球員，有時也不免覺得有點可笑。

當初不跟隨民主派辭職，陳沛然說，是想繼續跟進抗疫，及《醫生註冊條例》修訂草案中，引進非本地醫生的議題。他說，這些都與醫學界息息相關，是他「點樣咬緊牙關都要（留）喺度嘅原因」，因為不想失去話語權和反對的聲音，「辯護空間都無，嗰度好大件事。」

把抗疫視作頭等大事，但其實他已連續第二年，失落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之位。以往，功能組別的議員，多數會在其所屬事務的委員會中擔任主席。衞生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過往亦幾乎默許由「醫生」出任，現屆會期的首三年，陳沛然和衞生服務界的李國麟，都分任正、副主席。但之後建制派無情地盡收正副主席之位，民建聯的蔣麗芸和葛珮帆，先後出任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但陳沛然說來一臉「佛系」，「如果可以做到主席，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設定議程，但疫情期間，基本上每次開會，大半時間都會講疫情；我唔做主席有個好處，就係我多咗時間發言、問問題。」說得隨意，但其實事務委員會主席還能約見官員、以委員會之名向政府發信等，還算是有點權力在手吧？「當然我梗係想做主席。我都有爭取過、努力過，但就算唔做主席，我係會有多咗時間喺台下醞釀、搵資料。」那由葛佩帆擔任主席，有甚麼評價？他笑說，「起碼個主席唔會話蒸口罩，已經係萬幸。」

或者說，他的「佛系」都是逼出來的。至少安慰一下自己，現時主席是葛珮帆而不是蔣麗芸。

陳沛然在立法會的辦公室位於「尾房」。

我可以反對，但無力阻止

無奈但繼續留下，他說其中一個原因，是想繼續做政策研究。不過，在沒有建制派支持下，儘管他仍能提出各項議案，卻不可能獲通過，甚麼私人草案之類的，可以拋掉幻想。陳沛然說，要推動政策，還可以靠「追」：他舉例，疫情初期，衞生署網站只保有當日的確診資料，他之後在會議上，一次次地向官員要求，保留每一日的確診資料，「追咗好耐好耐好耐，差唔多半年先肯擺。」又例如，他會「追」政府做好邊境防疫等等。

但他也早早認清現實，就是無論如何「唐僧」地一追再追，官員披露的資料仍是不盡不實；面對有爭議的政府議案、大政策大議題，他已不可能如上屆醫學界「怪醫」梁家騮那樣，憑一人之力拉倒整個醫委會改組。假如歷史再重演，政府再把同樣方案推上立法會，「（我）可以反對，但是無能力阻止。」

整個訪問中，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有幾多做幾多囉，盡做」。

留在議會，可以做到的事少之又少，又要面對「被當成反對派」的壓力，每次發言都引來建制派攻擊，議席是否仍有留守價值？陳沛然說，作用在於「講返我應該要講嘅嘢」，讓議會不止一把聲音。但轉個頭，他又說起，財委會現時兩三點開會，五點三準時收工，即使他每次認真研習文件，「再繼續問落去，（都）未必可以好多嘢問到」。有他，還是沒有他，都無改財委會「好清靜好清閒」的現況。

建制派不對他和顏悅色，一些民主派支持者，也視他為中央「閹割」議會的「白手套」，兩面不討好。「是否中央的劇本，我自己覺得未必係。」陳沛然再重申，留守是因為他仍有想做的事，亦不認為議席全然無用，「三年前咪又係有啲說法，『出街遊行無用、報道無用、呼吸都無用㗎喇，民主派扮講嘢咋嘛，扮激烈咋嘛，有咩用啫？』去返今日都係一樣，我可以話你聽，我係咪可以做一啲好大嘅變動呢，唔得嘅；但係咪完全乜都無用，我自己答，留喺度有啲原因，唔想無埋呢邊聲音。就算去到幾艱難的情況，大家做返自己嘢，做得幾多得幾多。」

陳沛然　（圖片來源：陳沛然facebook）

人生五年，就係同佢消耗

陳沛然說，醫學界選民對「去留之爭」沒太大意見，只因其時醫生們都在專心抗疫。轉眼間，本港已經歷年半疫情，期間政治局勢風雲變色，國安法生效，人大改變香港選舉制度，醫護罷工被清算，建制派力撐《醫生註冊條例》修訂草案等等，政治早已找上門來。修改選舉制度後，無論在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醫學界與衞生服務界合併，其中醫學界選民人數遠少於衞生服務界，合併後由醫生當選的機會已大大降低，他也坦言「（參選）可以贏到嘅機會好細」、「所以，我未必會繼續做到㗎。」

然後，這條問題超老套，但還是必須問。下屆還會不會出選？陳沛然想了想後回答，「機會唔大。」

他解釋，會不會參選，要考慮想做的事是否已做完。他回想當初參選，是為了接手處理《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提出政府、醫學界雙方都讓步的方案，結果在他五年任期內，修訂過了一次又一次，他只能在能力範圍內盡力處理，同時慨嘆，「我人生這五年就在同佢消耗緊，政治的一個消耗。」

非本地醫生之戰，結果似乎已板上釘釘，至於其他的政策範疇，他在一份自己的參選政綱上，用鉛筆在每一項認為自己做到的承諾前打剔號，大約九成的承諾，他都覺得自己做到。只是如「落實雙普選」等沒有剔上，他說，這些已是他能力範圍外。

以現時的形勢來看，下屆還見到陳沛然在議事堂的機會，已相當渺茫。現屆議員生涯的最後日子浸沉在無力感中，如他所說的「一個消耗」，真的值得嗎？陳沛然只說，即使下一屆無法連任，自己已無遺憾，「如果當年無做立法會議員，呢幾年，我好相信我會同其他市民一樣，唔出聲就最好喇，唔表態，好大可能係咁；所以話都無遺憾喇，起碼經歷過大時代，做咗我應該、或者想做嘅嘢。」

 

記者｜Sophie、蔡俊傑

攝影｜Fred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