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給香港人的忠告
八月一日，九十一歲的著名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余英時在睡夢中離世。大眾也許不太認識余教授，但他著作等身，已出版五十九部中英著作，論文達四百多篇，是當世最具影響力的華裔歷史學家，更是中共多年來最想統戰的對象。
然而正如我日前引用的《呂氏春秋》所言，什麼樣的君主就有什麼樣的臣民。覆巢毀卵，鳳凰不至，乾澤涸漁，龜龍不來，以余教授的品格學問，又怎可能受中共驅遣？
余英時認為自五四以來，中國過了百年仍搞不好民主，原因之一是中國菁英文化的消亡。余教授很有資格講這句話，因為他本人正是末代菁英的最後一個代言人。以我所知，老一輩的學術泰斗，無不對他讚不絕口。
連甚少稱許其他學者的錢鍾書，一九八〇年也在信中私下跟宋淇說：「余君英時之中國學問，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學人，當推魁首，國內亦無倫比，頗有書札往來。」錢先生的意思，等於說研究「中國學問」的後輩學人之中，當推余英時為天下第一。
我對文學的興趣濃於歷史，所以第一本看的余英時著作，也是文學研究，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書名取自內裏一篇長文。那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紅迷」張愛玲一看就非常佩服，更向宋淇索取余英時地址，要把自己的《紅樓夢魘》寄一本給他。這樣友善熱情的舉動，在孤高的「祖師奶奶」而言實在罕有，可見余英時的魅力。
今天回想起來，〈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雖然講的是紅樓夢，卻總讓我想起香港（余教授應該也沒想過）。文章開宗明義說：「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余分別喚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亦即大觀園內和大觀園外的世界。兩個世界一清一濁，一真一假，是貫穿整部小說的母題。這主題由宋淇第一個闡明，余英時則發揚光大，兩人實有卓見。
但我為什麼想起香港呢？且看余英時的結語：「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着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間世的最大的悲劇！」
大觀園和香港的「連結」，相信不太難看到吧？依照曹雪芹的洞見，大觀園一開始就注定是個悲劇。園內的人該如何自處？曹雪芹並沒給予答案。2018年，《壹週刊》記者冼麗婷到普林斯頓專訪余教授，問他港人自處之道，余教授的答案是：
「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能靠暴力，你以暴制暴不夠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用槍你不就完了嘛？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像他現在想做這個情況，所以他遲早會出問題。」
人文素養為什麼可以抗共呢？我的想法是：所謂人文素養，不外乎健全的知識、完整的人格、清晰的腦筋，以及一點點行義的勇氣；能保此四者，養其正氣，自不會輕易被世界改變。只有不被世界改變的人，最終才有機會改變世界。
或更直接地說：人文素養的作用，就是讓你在「鬥長命」的歲月中，活出一個比匪類更美好、比惡人更長壽的人生。余先生已經用他的生命示範了一次，你看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