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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余英時先生高壽大去，享年九十有一。據悉先生在睡榻上安然離世，誠福有攸歸也。俟後不少中外人士紛紛撰文哀悼，並對先生的終身成就和貢獻推崇備至。余英時先生享有顯赫的頭銜，教授、院士、專家、學者，以至史學泰斗等等，足見其著作等身的學術地位和份量。筆者以「先生」尊稱，只希望平淡中可見其「學識淵博、受人尊敬」，並以「諤諤一士」的「士」相配，彰顯其傳統「知識人」的品賦性格。

筆者不是文史哲中人，對余英時先生的專業著作沒有深究，當然絕不敢就相關課題貿然妄議置啄。況且，書架上實在只有先生的三數本作品，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2008）、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和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2018）等等而已，也只有《余英時回憶錄》一書讀得完和看得懂。反而，在《雙照樓詩詞稿》（天地圖書出版）一書中讀到先生所作的一篇序言，有關他對汪精衛悲劇人格和複雜心態方面的剖析，筆者深有同感，而關於過分簡單化的所謂「漢奸」一說，也觸發共鳴。

坦率來說，筆者沒有文史哲的功力，讀不懂和參不透《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對於所謂「士」的理解，離不開較容易上口和方便記憶的「士可殺不可辱」、「士為知己者死」，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等這幾句話。簡單而言，對於筆者的粗淺認識，「士」就是讀書人，有學識、磊落襟懷、仁愛之心和寬厚氣度之類的特質，當然是正面人物。「士」的傳統在中國已延續二千多年，隨著多個階段的歷史發展曾經呈現不同的面貌，不過，「士大夫」的「仕」則是「學而優則仕」，投身官宦「仕途」，服務朝廷，忠君報國，名正言順的是「官僚」、「官吏」，這就說明了中國文化中的「士」有著封建社會屬性的「現實性」、「實用性」，以至「局限性」。余英時先生在書中對於這個階層在歷朝更迭的演變和轉向，作了深入詳盡的解說和分析，筆者在一知半解中略有得著。

筆者以為，重要的是余英時先生指出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的概念，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宗教承擔精神」，與中國傳統「士人」的「忠君報國」糾結轇轕有著明顯差異。先生稱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有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原書第 2 頁）眾所周知，余英時先生言論反共，一向大膽敢言，針砭時弊，並且為維護公民社會，宣揚自由民主價值，堅持正義公理，不惜為弱勢族群發聲表態。筆者認為，先生不僅是史學大儒，其言行和思維，堪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典範！反觀當代不少專家、學者、教授等「專業人士」，玷稱為「知識分子」，卻只不過以「專業」和「知識」作為「仕途」的墊底褥和踏腳石，為的就是向當權者獻媚、事奉和賣身，實在叫人齒冷！

在《余英時回憶錄》書中，先生提及其一生命運的關鍵轉折時刻，原本他在香港探望父母和幼弟後便打算回燕京大學繼續進修，可是乘坐前往北京的火車上，因故障停留廣州附近石龍小站的幾小時中，他驀然改變了主意，轉頭回到香港去，一念之間從此展開了生命的新篇章。就正如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所描述不少人轉念間朝北上車或者向南搭船的抉擇，一端是不歸路和另一頭是海闊天空，回看當前香港人的流亡處境，實在令人深感唏噓。事實上，先生一直十分關注內地、臺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壹週刊》（2018 年 3 月 15 日）一篇訪問中，余英時先生說過：「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靠暴力，你以暴制暴不夠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遲早會出問題。」時至今天的新香港，筆者完全認同余英時先生的觀點，香港人必須學習培養深厚的人文素養，才能看透共產黨的本質，抗拒共產黨的污染！

哲人其萎。願余英時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