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余英時香港足迹 不屈從於時代 追求民主自由
本月初，史學泰斗余英時離世，享年 91 歲。這位學貫中西的史學家，足迹遍佈中外，與香港淵源猶深。《立場》記者近日尋訪一代宗師走過的路，重溫余英時治學之道，以至他的人生觀形成的過程。撫今追昔，這代香港人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點處世的啟發。
余英時在香港曾留下許多足印，而跟他淵源至深的莫過於中文大學。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牆上，就刻有余英時的名字。《立場》記者最近到訪中大，廣場的牆上標示著所有新亞畢業生的名字。但余英時三字並不難找，因為他的名字正是順位排行第一，意味著他是新亞畢業第一人。
中大學生常說的創校先賢，包括上世紀史學名家錢穆，與儒學宗師唐君毅等，就是學貫中西的余英時奠基之師。余英時後來到哈佛攻讀博士，跟隨漢學大師楊聯陞接受西方學術訓練，融貫中西史學傳統。余英時一生風骨崢嶸，寄情學術，新亞精神與儒學價值一直體現在他的生命之中。他一生抱持著推廣中國文化與自由民主的價值，不屈從於時代大勢。
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於大學時期，有緣接待過回中大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的余英時，深受余英時著作影響。周保松接受《立場》訪問時稱，香港對余英時學術方面的影響深遠，不僅在於錢唐二師的教導，更在於余英時早年與香港的知識文化界有密切接觸，且受惠香港當時自由的空間，可飽覽西方著作，熟悉西方的學術發展。周保松說，余英時對西方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理解，其實始於香港，而非後來負笈的哈佛。余英時整個人生的志趣，亦是在香港受整個學術文化氛圍影響而奠定的。
深水埗拜入錢門 在港建立史學基礎
1950年，當時的新亞書院方建校一年，本身就讀燕京大學、年僅 20 歲的余英時赴港探望來港定居的父母，後決定留港陪伴親人，遂接受同為史學家的父親余協中建議，到新亞書院謁見錢穆，拜其為師。當時錢穆要求余英時通過入學考試，以中英文敍述其求學經過與學術興趣所在，便與余父到房間聊天。一個小時之後，錢穆出來閱卷，很快便批准他入學。
余英時正式就學時，新亞書院還在深水埗桂林街 61 至 65 號，現此舊址已被拆，余英時曾立碑紀念，寫下創院之事。其碑文後來修繕成牌匾，一直掛於中大新亞錢穆圖書館的入門處，而圖書館中央亦放著他的畢業證書，時任校長錢穆之名亦見於紙上。
1953年，新亞書院獲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支持，設立新亞研究所，余英時繼續跟隨錢穆修讀史學，於九龍太子道的一間租屋內作研究生，次年遷址於嘉林邊道的新校址。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記述，在 1953-1955 年間在錢穆指導下精讀漢史，對他以後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
余英時與新儒家
余英時曾經表示，儒學宗師唐君毅在思想上對他的影響僅次於錢穆。當時香港有一個逐漸興起的哲學流派──新儒家，而新亞書院正是香港新儒家傳統的發源之地，新儒學八大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都是新亞書院的教授 。然而，余英時與新儒家在推廣研究儒學的進路上卻有所不同。周保松解釋，新儒家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並認為要透過對儒家思想再詮釋及「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方式，使其與民主自由等思想相容，為中國謀求出路。
余英時同樣重視中國文化，甚至較唐牟在政治思想上更傾向自由主義、更追求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但他與新儒家不同之處，在於他主要是從思想史學進路處理中國文化問題，透過細察歷史脈絡觀其思想的發展，分析不同思想如何受當時的政治文化所影響。
余英時認為，若以哲學的方式抽象地理解中國文化與儒家觀念，則容易流於簡化問題，或會因忽視特定時空而扭曲中國傳統，致使有錯置理解的問題。因此，余英時雖受教於唐君毅，卻不把自己視為新儒家之學派。然而，在回憶錄中，余英時亦承認，就讀新亞書院的 5 年，唐君毅有關中西文化精神價值的比較和概括，大致都耳熟能詳。他每次讀到唐君毅的論著，都逼使他對許多問題重作探索和思考。
求學時兼任報刊編輯 刊行自由平等文集
余英時一生筆耕不綴，中英文著作近 60 部、論文 400 餘篇。惟他早年並非只埋首於史學典藉當中，他在回憶錄中透露，在1951 年，曾獲當時的「第三勢力」（即提倡民主自由，反對國共一黨專政的陣營）刊物《自由陣線》總編輯張葆恩邀請，參與其編輯部，負責一個「青年專欄」，並常寫一些談論思想的短文。他在《自由陣線》渡過了兩年愉快的編輯日子，亦結識了相當多的知識文化界人士，使他維持著與社會文化界別者的溝通。
為兼顧學業，他每周抽三個晚上到位於九龍的編輯部工作，第四個晚上則到印刷廠審讀每期的校樣。但由於印刷廠位於港島區，當時交通不發達，凌晨後亦無渡海小輪，每每需要乘坐「電筏子」小輪，橫越維港回家。回憶往昔，余英時記述，「那是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渡海經驗，並不以為苦」。
周保松指，其實余英時在港讀書時，已有有關政治想法的發展，對自由民主亦有所思考。至於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主要源於五四運動與胡適的影響，余英時於1955年曾在港刊行《自由與平等之間》與《文明論衡》兩冊文集，當中記有他對中國文化接引民主政體的觀念與想法。
然而，他終究以研究為己任，曾形容自己對政治僅「遙遠的興趣」，只論政而不參政。當時在香港求學的他，曾接觸過「第三勢力」的政治人物，但其真正的興趣始終在思想與文化，故僅涉足於寫作與編輯的道路上。
機緣巧合下，1955年，哈佛燕京學社邀請新亞派一年輕學者赴美留學，時年25歲、身為研究生的余英時得恩師們支持，以助教名義申請，獲哈佛破例收取，成為新亞赴外國留學第一人。他當時承諾修畢博士學位後回港任教，不過多年後兌現承諾，回新亞任校長時，卻適逢中大改制而掀起一番波瀾。
兌現承諾任新亞校長 與恩師理念不合互生嫌隙
1973年，新亞與崇基、聯合合併為中大，10 年後正式遷入現時中大校址，而闊別母校近廿載的余英時，成了當中學術成就最為顯赫的校友，並獲邀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校長。翻閱當時任職首日的余英時與新亞學生報的訪問，他表示，原本是拒絕擔任新亞校長一職，惟因恩師唐君毅屢番遊說，方回校貢獻。
在余英時的就任訪問中，他指出當時新亞的兩項危機，其一是如何將新亞由錢穆、唐君毅一代過渡給第二代，其二為如何處理新亞與中大的關係，使教學及行政上有適當的配合。余英時的校政方針支持中大改制，認為中大要往前走，便要轉向更統合的制度，這偏偏與唐君毅認為聯邦制方能守著新亞書院精神的理念不合，因而互生嫌隙。
然而，雖則當時師徒二人甚有過節，周保松亦觀察到，余英時於晚年對此已放下，因為觀其晚年寫下的回憶錄，全無對唐君毅批評怨恨之意，反而道出了唐君毅在發揮儒學上的貢獻。另外，在中大 2009 年為唐君毅建紀念銅像時，余英時亦義不容辭地為恩師寫下像銘，從銘文中可見，他作為後學，亦相當肯定唐君毅的學術成就。港大政政系教授陳祖為亦於其悼念文中透露，那時中大沒有人知道， 余英時其實患上癌症， 正在醫院治療。 他沒有向當局講述自己的情況， 反而在病床上勉力寫像銘， 以免延誤中大的典禮。 可見他對恩師的敬意。
余英時在就任新亞校長的短短兩年間，不僅接受學生訪問，亦在學生報撰文，回應學生要求他分享有關自由與民主的想法，儘管當時校園內不少師生皆反對中大改制，但仍無改余英時為母校開拓前程的意願，可惜最終亦因此等風波，只就任兩年便離職黯然回美。
余英時：我對香港一直有情感
對於余英時，香港不僅是學術奠基之地，更是其人生的轉捩點。回顧他最初來港探望父母時，他越過羅湖橋的那一剎，就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中。他在回憶錄中憶述，那感覺之深切為平生之最，若干年後自我分析，始認為那是潛意識中有關「自由」的意識，在中國的壓抑在抵港一剎突然消失。
他本打算僅於寒假探親一個月後便返回燕京大學，後來為了陪伴父母，打算再留一個學期，待秋季再復季。然而，在他決定回中國大陸，乘坐一輪前往廣州的火車時，在石龍站中發生火車故障，他在當刻再省察良久，決定重回香港。這個小波折，奠定了他的一生。
余英時多年前曾於港台節目中表示，「我對香港一直有情感，在香港待久了，發覺真的自由，無拘無束⋯要不是在香港成長，我沒有今天的自由想法，如果在共產黨或國民黨教育下長大，一定會受限制，有些東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我可以斷然到時會跟現在不一樣，這個我歸功於香港。我希望這種好東西不要丟掉。」
他對香港的關心未因離港多年而消卻，到了 2014 年佔領運動爆發前，他便撰文《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以表明對佔領運動與 7.1 遊行的支持。周保松指，余英時對香港的關心非一般的關心，而是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都仍關心香港時事。那種對香港的關心並非站在香港之外的，因他對香港帶有深厚情感，而且香港與台灣對於中國民主化很重要，在華人社會能實踐到民主，對促進中國民主現代代很有幫助。
上月，周保松曾收到余英時的回信，信中表示，他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 年）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記者｜梁日恆
攝影｜Ｎ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