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筆從心】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近日逝世，享年91歲。余英時曾獲「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成為近代影響深遠的華人知識份子，甚至獲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余英時一生醉心學術研究，在動盪的大時代下，堅持學術研究及言論表達的自由。他認為做學問不單要深入專門領域，更要廣闊見識，晚年不忘關心兩岸三地的社會及政治狀況，展現了知識份子對時代的承擔，也是對現實有充分了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余英時自傳《余英時回憶錄》

與香港的淵源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入讀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1955年負笈美國，1962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他亦曾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獲普林斯頓大學聘任為講座教授。他的著作《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等等作品對史學界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余英時曾提及，從燕京大學入讀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個偶然中的偶然，卻是他生命中重大的轉折點。余英時當年在燕京大學讀書，趁假期返港探望父母，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可是他卻執意北歸，希望能為國家效力，「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後來回京途中，火車卻遇上了故障，余英時等候修理期間靜靜沉思，此時內心「天人交戰」，他覺得回國效力也只是重形式而沒具體內容，反而學術研究是嚮往的人生路，還有不忍心棄家人不顧。權衡輕重下，余英時改變心意回港，入讀當時仍是中學的新亞書院，跟隨錢穆，在香港展開史學深造，從此改寫了他一生。

余英時晚年出版回顧一生的《余英時回憶錄》，寫的除了是他自己個人經歷，更多的是紀錄了二十世紀由內地飄泊香港、台灣這一代知識份子的遭遇。他將這特殊歷史的階段呈現出來，意義遠大於追溯他個人生命史的發展。

自由意識的第三勢力

余英時多次公開表明反中共的立場，曾支持八九年天安門學生的民主運動，抗議當局鎮壓行為。余英時曾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他仍堅信極權統治存在了內在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當思想言論自由被禁絕，學術及教育進路被切斷，整體文化將停滯不前，極權體系短期內能夠維持表面穩定，暗地卻不斷弱化。余英時之所以有這種立場，皆因他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不可或缺的中心價值。有評論認為余英時的反共思想與中國現實情況有所落差，也過於主觀，這只不過是片面理解，與其說余英時反共，倒不如理解為靠近第三勢力的存在。在他角度來看，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支持國民黨，而是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自由意識形態的重視。

余英時理解，中國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些民主自由科學精神一直都存在。他在回憶錄中曾提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核心問題是怎樣接受西方現代若干中心觀念和價值，令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溝通，最終令中國全面現代化，亦不會失去原有的文化認同。他重視學者的身份，中國文化精神與西方普世價值相通，若然能夠繼承這種精神便可傳承文化，而非為了利益出賣做學問的原則。新加坡八十年代曾提倡儒家自覺運動，當時記者問余英時有沒有政治目的，他回應道：「假如提倡儒家目的是為了控制人民與鞏固政權，那麼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可能更為有效。」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教授評余英時，糅合中西文化最佳一面的典範，不但平等待人，尊重每個人自由選擇，從不為自己建立門戶，另一方面展示出不到處張揚的尊師重道、提攜後輩的古代精神。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曾與余英時書信往來，余英時回信道：「他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余英時道，並以此語互相勉勵。

（本文原刊於星島日報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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