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余英時先生（之二）
儘管余先生從來不聲張、炫耀，但從親友、學生的證言，幾乎可以確定他具有特殊的 graphic memory 能力。對於他讀過的書，能夠一頁一頁印在記憶中，清楚確切地存放著。
余先生在美國教學做研究，卻很少寫英文著作；他一輩子待在學院裡，更奇怪的，他也很少寫正式格式的學術論文，發表在專業期刊上。余先生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沒有腳註，不會看到他在文章後面附上幾十個、上百個標明引文出處的注釋。他的文章有很多引文，常常引用令人為之一驚、意想不到的史料，然而他一般都是在行文中順手就將史料書名出處記上，看起來非常老式老派，像是這套西方腳註格式通行前的文人寫法。
細究其原因，實在是因為余先生寫這種學術性極高的文章時，手上沒有、也不需要放一堆卡片或相關書籍。大部分時候他都憑藉記憶，就連引文都直接從心中落筆立就，寫過去了，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才回頭找書查書。所以他知道引文從哪裡來，但他不會有頁碼可以放在注釋裡，顯然他也不耐煩所有的出處都要費時再去找頁碼，就形成了這種寫作的風格。
如此驚人的記憶力對一般人來說簡直匪夷所思，卻是余先生知識學問的基礎，同時決定了他寫學術著作的幾個大綱大領。首先因為不需先做卡片先擬定嚴格詳密的論文計畫，余先生的文章中有著一般學術論文不會有的即興、意外性質。他的許多著作，從《方以智晚節考》、《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到《朱熹的歷史世界》都是不期然的產物。
最有名、也最誇張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這本書。原先是「德富文教基金會」要出版標點本的《朱子文集》，向余先生邀稿，請他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而他開筆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從《文集》的引言擴張成為對《文集》內容的歷史性解讀，進一步變成了將朱熹放進南宋士大夫共同的政治文化環境中，來探索其人其作，又再擴張將北宋士人在政治和學術間的思想關係也放進來了，變成了「論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而作品的規模也從原本應該只有幾千字，暴漲為必須分裝為兩大冊出版的超過六十萬字！
在這之前，余先生並未以研究宋代聞名，甚至我們檢索他的著作，他根本沒發表過任何特別針對宋代的論文、書籍！而從 1999 年秋天開始寫「序文」到擴充成為擲地有聲的三十萬字「上篇」，中間只經過了不到一年，還趕得及在朱熹誕辰八百周年的 2000 年完成。再續寫另外三十萬字的「下篇」，也只再多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在 2002 年夏天竣工。
這一來顯示關於宋代歷史，余先生素有積累，更重要的，顯示了他根本不需要，因為根本沒有時間翻查龐大史料，光是朱熹的《語錄》、《語類》、《文集》就已經是汗牛充棟等級的了，更何況他所運用的史料涵蓋了兩宋的各式書籍，這驗證了他主要以記憶而非書頁掌控史料得以快速進行書寫的事實，同時也說明了，正就是因為在腦中積累了那麼多材料，隨時可以旁徵博引，使得余先生的著作不需要計畫，也無法被計畫規範拘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