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後區議員時代，少數族裔自己議題自己救？
近日，重慶大廈門口罕有地架起一個攝影展覽，展出一張張由少數族裔拍下的食物照，有餐廳老闆免費送出數百份清真食品到隔離營，也有菲裔港人把燒賣和一雙竹筷放上由北方家鄉帶回的竹葉上，也有印度快餐店東主的女兒為父母寫詩，表達混雜的身份認同。
已辭職的前尖沙咀西區議員陳嘉朗、融樂會代表與相展負責人 Christine 和 Ericka 一同剪綵，歡呼一聲後，展覽開幕。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正好經過，遇上陳嘉朗，說因他才會走入重慶大廈，感嘆：「你唔喺度，呢座大廈冇咗活力。」他笑著回應： 「physically 唔喺度，但精神長存。」到場的印裔社工 Jeffrey Andrews（安德里）嘆，區議會民主派辭職潮後，缺少地區平台，將失去與政府的連結，不過他仍相信自己社群的年輕一代。
相展是融樂會社區計畫比賽獲選的十個項目之一，在去年十二月開始報名，今年三月至八月底進行，原訂與五區區議員合作，卻遇上區議員辭職潮。在失去民主派區議員一個月後，少數族裔下一代能否靠自己發聲，在社區及議題上自救，傳達訊息？
菲裔女生：我哋唔係全部係外傭
相展負責人 Christine 和 Ericka 均是菲裔港人，土生土長，展覽取名「be/longing」，為探索身份認同問題。
近年港人對少數族裔接納程度似乎高了，Christine 一直心存疑惑：「當大家講，『我哋都係香港人』時，抹消幾多差異？」每逢小學多元文化日（diversity day），母親為她穿上菲律賓傳統服飾，她會大惑不解，反抗道：「我唔想着，我不覺得自己係菲律賓人。」午飯時間，她由家中帶菲律賓菜酸湯（Sinigang），同班同學也會皺鼻說「哇，好大陣味」，她總是勸對方試一下，即使不喜歡，但了解菲律賓文化多一點。談港人身份認同之前，必須先認知各族裔之間的不同。
「所有香港人都鍾意食，食物是容易令人打開心胸的方法。」二人與本地攝影社企 Lensational 合作，為約 10 個來自 6 個國家的少數族裔學員，舉辦六個月的攝影工作坊，冀以食物為主題，連繫故事。
成長過程中，Christine 就讀本地學校，一次小學老師發問：「你長大後想做咩職業？」同學會特意揶揄：「你係咪想做工人？」Christine 雙親其實是專業人士，父任工程師，母從事金融業，只因工作機會遷移香港。去超市，有外傭亦會指着 Christine，問母親：「係咪你照顧嘅人？」母親反駁：「是我女兒。」她嘆偏見定型及微歧視（micro-aggression）無處不在，Ericka 亦有類似經歷，「我想話俾香港人聽，我們唔係全部都係外傭，有許多專業人士喺香港創出一番事業。」
曾被警告勿赴重慶大廈 冀續扭負面印象
融樂會社區計畫比賽自去年十二月展開報名，與五區區議員合作，選出十個少數族裔年輕人提交的計劃書。獲選的年輕人由今年三月到八月底，在區議員辦事處當實習 200 小時，並各自可獲萬五元預算，落實項目。
相展是其中一個項目，當陳嘉朗提議以重慶大廈為場地後，Christine 與 Ericka 每周走訪兩次，與店主交流、聊天，力邀成為拍攝對象，Christine 為「Ghana local」加納菜餐廳的東主拍攝來港漂泊，由私房菜做到餐廳的故事。
回看，二人早與重慶大廈結緣。Ericka 現時 22 歲，能說流利廣東話，正就讀港大文學院，祖父母一輩已來港謀生。童年時，祖父熱衷到重慶大廈買印度食品，及租借寶萊塢電影，而經營小生意的祖母則會牽着她的手入重慶大廈辦事，還忙着與不同人打招呼，似乎誰都認識。長大後，她才驚覺，因為連串負面新聞，即使少數族裔亦對重慶大廈抱有偏見，於是力邀友人到訪。
Christine 唸高中時，好友父親在重慶大廈開店賣電子器材，去該處拜訪前，好友往往會向她遞出一對耳機，叮囑她低頭，別與任何人有眼神接觸，直奔店而去。她又說笑道，印巴裔友人亦會警告她：「唔好去重慶大廈，會溶咗你㗎！」即使今日辦相展，亦有友人嘩然。她倒不以為然，解釋指 1961 年重慶大廈落成後，已以市中心最便宜的住宿聞名，吸引各地背包客及商客，2004 年起安裝 CCTV 監控後，罪案已大減。
2019 年 10 月反修例運動期間的「We Connect」事件，由 Jeffrey Andrews 等人帶頭，遊行時在重慶大廈外派水，至今過了近兩年，其後有團體在大廈內舉辦文化導賞團，冀扭轉本地人對裡面的負面印象。即使如此，疫情下重慶大廈餐廳東主生意大減，二人亦寄望以相展吸引人流，延續改變。
菲傭之女獲獎學金入法律系 盼升學指導改變人生
融樂會傳訊主任鄭鈺憙是計劃負責人，指十個計劃各自呈現族群內的各項問題。針對資訊不足，有人將中文新聞翻譯成少數族裔語言，開設 Instagram 專頁；也有少數族裔矢志在社區內，親身接觸青少年開展中文班。
就讀城大法律系一年級的菲裔學生 Trisha 選擇辦升學指導計劃，配對少數族裔大學生及中學生，共有 14 人參與，分四次舉行，於本月完成。根據立法會數字，2001 年至 2016 年間，18 至 22 歲南亞裔人士中，僅一成人能升讀本地學位課程，低於整體人口比例（ 23%）。近年，每年約二百名少數族裔學生入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Trisha 操流利廣東話，但父母是在香港工作近三十載的菲籍外傭，她在港出生，到十八歲才獲批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自幼同學家境富裕，有的住西貢獨立屋，她一直自卑，拒絕同學到家玩，又因父母身份被取笑、欺凌。她曾怪責父母，長大後才理解艱辛，矢志入讀大學。
不過，中文科如升學的天塹。資助大專院校接受非華語學生選用 GCE、GCSE 及 IGCSE 的中文科成績，代替 DSE 中文科 — 但當年 Trisha 缺乏資訊，不知道有別的選擇，仍然報考 DSE 中文。她曾報名補習名師課程，但只上了兩個月，發現程度艱深，如教成語、作文的句子結構，「（教學目標係）由 4 到 5，或攞星星，但我淨係想合格。」說着她也笑起來。
補習費每月要七百，是沉重負擔。小時候 Trisha 曾目賭母親因遺失五百元而落淚，為省錢供她唸書，多年來母親只有一對鞋。家境清貧，負擔不起私人補習，她便為自己度身制定學習計劃，靠操卷、死記硬背範文，每天動輒苦讀十多小時書，才成功於中文科獲得「3」成績。放榜後，最佳六科獲 31 分，收到電郵通知，成功以全額獎學金考入城大法律系，母親激動得尖叫，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說「多謝阿女」，再將消息廣而告之。
平機會去年發表《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報告指，少數族裔父母對香港教育系統認識不深，加上升學資訊是中文，學生難以取得資料，更願與背景相似的大專生，面對面交流；研究與 406 名本地僱主進行電話調查，普遍認為「不僱用在本地受過教育的少數族裔是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可以同人傾計係一個 privilege。」Trisha 同時在深水埗區議員麥偉明辦事處協助社區工作，如向長者解釋五千元消費劵申請詳情、派飯等。作為香港教育制度的倖存者，她深明克服制度之難，因 GCE 中文科相當於小二程度，若只會講不會寫，大學畢業後亦難以找到工作。現時各校獨立制定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綱，但資源做法不一，亦有小學只准許少數族裔學生修讀法文，他們變相失去學習中文機會 — 平機會報告中指，受訪者普遍認為，教育局應統一課綱，支援不同中文能力的少數族裔學生。
Trisha 設計的升學指導計劃分四次進行，每次預留半小時交流時間，導師（mentor）來自各間大學，有修讀新聞系、心理系的，也有經副學士升上大學的，向即將升學的中學生傳授經驗。「好多 DSE 服務用中文，但好多少數族裔學生唔識用中文。」Trisha 想過，當年她若有多一點資訊，走過的路會否少幾分艱辛？但至少後人可乘涼。「如果 connect 少數族裔大學生，（佢哋）就會得到一啲鼓勵同指導。」
友人遭「強迫婚姻」 巴裔大學生冀助同族婦女在家工作
除語言，少數族裔女性還要面對另一重困難。分別就讀港大及城大的巴裔女大學生 Manahil 及 Shamsa 以「Empowering Women」計劃，與巴基斯坦女性機構合作，向巴基斯坦社群的已婚婦女免費提供為期三個月的剪片、平面設計、電腦技能線上課程。課堂以烏都語進行，目標是令十名女性受惠，希望她們可以在家接案工作。
「好多婦女想出去賺錢搵食，屋企阻止佢……咪搵一個方法，俾佢哋喺屋企裡面賺到錢。」Shamsa 指巴基斯坦傳統文化不鼓勵女性「拋頭露面」工作，丈夫寧可她待在家中生兒育女，除非是坐辦公室的高尚職業（respectable job），「讀唔成書，選擇唔多」，亦難以與華裔社會接觸。
Shamsa 唸本地中學，中三時已有巴裔女同學被迫回鄉結婚，亦有友人中學畢業後被拒繼續讀書。服務少數族裔的非牟利機構小彬紀念基金會 2017 年發表報告，巴裔女孩自十歲起獲求婚，到十四五歲受壓早婚，亦不罕見。基金會回應《立場》查詢，指去年求助熱線一共接獲四宗「強迫婚姻（forced marraige）」求助，機構成功制止一宗。
作為較幸運的一群，二人想幫助同族女性，寄望能成功申請資金繼續下期計劃，並拍片講述少數族裔婦女故事。「呢幾年越嚟越多少數族裔為自己發聲，好多 elite（話）代表你，未必講到真正問題。」Shamsa 相信新一代將帶來改變。
陳嘉朗的未竟之志 重慶巴打「朋友係一世」
但是次少數族裔社區計劃一波三折。
計劃於三月開展，Christine 與 Ericka 本來是隨前屯門區議員張可森實習，孰料張因 47 人案還押，兩人由尖沙咀西區議員陳嘉朗接收，到了七月，再度撞上區議員辭職潮，但各社區計劃大致能繼續。
陳嘉朗於 7 月 15 日辭職，31 日為議辦最後一日，翌日 Christine 與 Ericka 的重慶大廈相展便開鑼。她倆抓緊最後時光，帶齊展架上來議辦試行，亦借用物資。過去數月，二人可算合作無間，五月初，三十多萬外傭忽然被強制檢測，因宣傳不足，最初一窩蜂集中跑去維園、中環，烈日下排隊一天，另一邊廂九龍公園的檢測站卻無人，陳嘉朗便把流動檢測站位置資訊發給 Christine 及 Ericka，二人用 15 分鐘，翻譯成他加祿語（Tagalog），在全港外傭社群中迅速散播，成功令他們分流，眾人始料不及。
議辦租約完結前最後幾天，仍有少數族裔街坊上門求助，問陳嘉朗去哪兒打針，上來印表格。遞辭職信一周後，他才敢再去重慶大廈告別，四五個人前來擁抱，他仍強忍淚水。少數族裔社群社群依靠電子通訊，相較傳統老區，長者亦懂用手機。「我最唔想辭職嘅原因就係因為班少數族裔，（如果）一個公屋華人地區，你睇新聞，你點都攞到資訊快過我，點解我要做到咁樣呢？」過去一年半，他每晚約九點待政府公布疫情資訊，便用半小時編輯，加上拍劇封路、消費劵申領連結等有用社區資訊，為數百個少數族裔當區或鄰近街坊，度身訂造 WhatsApp 廣播訊息，直至任期最後一晚。
陳嘉朗自稱「社區公關」，一直極力改善重慶大廈形象，消除歧視，又慣例一周落去一兩次，貼海報、吹水、關心街坊，甚至稱那裡的少數族裔為「巴打」。「（當我）什麼都不是的時候，走到落重慶（大廈），我都冇諗過可以建立到一個友誼。」
2019 年區選之始，陳嘉朗帶着一個易拉架落區，由幫尖沙咀少數族裔外送員、重慶大廈外的餐廳宣傳人員申請一個垃圾桶，到開始與多個族裔的社群結緣，如今任期結束，他回到清真寺門外以阿拉伯問候語告別，也回到重慶大廈。「咁多年可能真係未試過有華人咁樣去同佢地連繫……我覺得朋友係一世，真係朋友，我對住呢班少數族裔係朋友，根本唔會分你係咩膚色。」
陳嘉朗慨嘆未竟之志極多，稱現只做到「皮毛」，如為區內少數族裔免費舉辦廣東話班；去年尼泊爾餐廳因慶祝排燈節火災，今年本計劃以區議會資源派發電子燭光。「其實以前佢哋好多都唔知區議員做咩，而家有個區議員去溝通，但係又失去。」失去區議會資源，失去實體辦公室，無法與其他區議員通力合作，通宵全力搏殺，他堅信社區連結不會消失，有事大家仍會守望相助，但當然有所削弱，「當你有幾多貨，咪做幾多嘢囉」— 若果辭職後，坐擁資源、曾雄霸油尖旺區十多年的建制派能迎頭趕上，對少數族裔社群仍是好事。「冇資源我哋都做到咁，點解建制派咁多資源都做唔到嘢？我覺得應該要反思嘅係呢一樣嘢…多於我哋走咗之後，到底可以做到幾多嘢。」
籲深耕社群 融樂會代表：讓少數族裔貢獻被看見
Christine 亦為此慨嘆。她今年 24 歲，目前在港大比較文學系任職研究助理，希望攻讀博士，延續有關少數族裔的研究，有天推進改變 — 現時香港四條反歧視條例中，唯一一條豁免政府及執法人員責任的正是反種族歧視條例 — 即使在現時政治氣候中，可改變的希望不大。Ericka 則即將畢業，希望投身非牟利組織，以廣東話為少數族裔發聲，尤其說出外傭故事。「我哋可以成為一座橋樑，踏出第一步，但最終當然，你希望社群能自立。」
融樂會的鄭鈺憙認為，香港少數族裔社群相當勇於發聲，但未被華裔社群聽見。他舉例，如疫情時衛生防護中心稱少數族裔多聚會才染疫，涉歧視言論，或者近月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校長禁止穆斯林師生戴頭巾，類似事件由懂中文的 KOL 傳達資訊，在非華裔社群中迴響極大，但在中文媒體反應卻相當弱。
兩年後，鄭鈺憙覺得反修例中的「We Connect」效應似乎已完結，散落的種子卻尚待發芽。「我哋總不能夠倚頼某一個 incident，然後帶來迅速改變，因為社會改變從來唔係一件咁嘅事，」即使可發聲的平台正在流失，但少數族裔年輕一代對自身議題的關注正覺醒，民生議題如法庭外語翻譯服務等等，仍然重要。
鄭鈺憙冀望在代議士消失後，仍有人能聆聽少數族裔的聲音，亦會繼續協助計劃參與者，想方設法招收義工、申請資助延續計劃，例如為社區小朋友設計的中文班項目，可先以一個區作為試點，再擴展下去，因為「一個社區嘅少數族裔問題，好有機會其他社區都會發生」。最終，他希望少數族裔對本地社區的貢獻能被看見，為自身議題發聲之餘，亦與華裔港人共同建構社群，協作解決社區議題，「let their work be seen」。
「be/longing」展覽詳情
日期：即日至 8 月 22 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地點：重慶大廈商場地下
記者｜鄭祉愉
攝影｜Oi Yan、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