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中的譚偉平

平:我想接著分析地域的問題,王無邪先生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由創作到展覽策劃(他曾任香港藝術館前身的香港博物美術館館長)經常提及香港是中西交匯之地,文化上兼備兩方特色,到了2007年香港藝術館館長譚美兒策劃「不中不西」展覽,闡釋香港是個混雜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交匯」跟「混雜多元」其實各有其客觀性,但重點是背後展示了官方對本土藝術的定位,雖然措辭作出微調,但態度幾乎一脈相承,說明政府從展覽到收藏離不開這條中西軸線的思維。

如將這解讀延伸至大陸文化及島嶼文化,即四九年以後大量人口從大陸逃難到香港,大多擁有強烈家鄉觀念,而大陸文化(這裡不單指中國大陸,還包含歐洲等板塊)建基於堅韌的地緣關係,由於擁有邊界連接就會產生紛爭,因此從國族到生活上都要處理共存關係;至於島嶼文化特色直指無邊界的海洋航行,因人與人的接觸較少,缺乏安全感,自我保護意識較強,相對地保守,一旦將特色套入藝術,不難發現大陸文化地域保有較多藝術家群組及藝術運動,而島嶼文化的藝術家則喜歡以個人姿態出現,協同性較弱;如將這些特質投放香港藝術發展的解讀,可發現五、六十年代南來藝術家擅長組織藝術團體,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本土出生藝術家多以個人立場出發,説明香港經歷了大陸文化轉變為島嶼文化。

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另一論述關於國家與城市的分別,所謂國際觀念不應以國家觀念劃分,反之世界大都會相互連線,早打破疆界及國族分野;大城市總混雜着不同人種、文化及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硬件上香港具備有國際的特質,而軟件(人的思想)卻帶有島嶼文化特質,或許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解釋到香港逐漸由國際城市變為本土地方。如果從以上三種不同角度去理解,自然明白單純以中西特色作為香港藝術的主軸論述,極可能限制了當中脈絡錯綜複雜的理解,衍生的矛盾並不單只源於歷史政治,地方長期對文化缺乏整理,結果引至大量(原因及價值)錯誤判斷,或許我們真的需要從討論香港人及地方特質重新入手,而藝術由於具備了探討這些特殊價值的空間,算是一個妥善的途徑。

1964年香港博物美術館的展覽現場

何: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開始,中西交匯(舊時稱作華洋雜處)就被刻意塑造成地方的文化身分,這當然離不開政治、經濟考量,上世紀四十年代南來文人冀望在這片邊陲之地(同時也是通向國際的窗戶)延續中國傳統,當中以新亞書院幾位創建者為代表,新亞書院成立初期,仍得力於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財政支持。到六十年代末美國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前身為洛克菲勒基金)開始資助香港及亞洲的藝術家到美國考察,韓志勳、張義、王無邪及往後更多藝術家、策展人及美術館館長都是獲選者,基本上塑造了香港藝術發展的面向。

由六、七十年代大談中西融和、傳統與現代結合,到八、九十年代嘗試以香港文化特色走出國際,這條配合經濟起飛要以國際都會立足於世的文化發展脈絡,自然是港英政府樂見並着意扶持的。   

翟宗浩2020年油畫作品《來一個辣手摧花的冠狀病毒噴嚏》

翟:上文出現了一些辭藻及想法,似乎需要稍作小結,首先我贊同何兆基的看法,藝術家借助工具和應用摩登科技乃理所當然事,這觀點跟康德頗覺不謀而合,大師指出自然界從未曾優待人類,它賦予動物利爪和尖齒,卻讓人們得到理性及思維,好待大夥能創製出器皿工具,確保生存,更反過來用雙手改造環境,成就了獨特的文明。日後杜象更把工業機械製品視為完美表徵,直接投入美術館,凝固/ 消耗過它的實用價值,超越了文化一直尊崇的天然和有機(organic),讓它幻作觀賞物(展示標本),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個人藝術觀,這突破跟愛恩斯坦貢獻的E=mc2同屬破天荒,可惜尾隨者僅曉得拷貝方程式,或者略施微調小計鐵定不靠譜…… 簡而言之曲譜、話語、文字乃至油彩和雕刻刀不過工具,並非藝術真諦,旨在協助主人翁將創見表達完整。

其二是先前譚偉平提出了饒有意思的地域議案,於此我稍作補充:人們總喜歡事事比較,往往把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和物視作異端,同時永遠認定自身優越…… 李維•史陀曾以生產力等角度,批判數百年來西方愛采納GDP 去衡量不同社會發展之高低,一朝給界定第三世界國家便等同原始和落後,這種以偏概全的國際階分指標難道正確無誤?

文明與文化基本上泛指各地域生存的現實,以及當地累積及達至之共識標準,文明乃人類對自然(外界)和天性(內在)的改造,產生過種種體制和歷史,涉獵範圍相當廣闊,更加包含不同文化相遇的結晶,因此視文明為人類整體歷程亦不為過;然則文化倒比較封閉,它重視生活衍生的禮貌儀式、語言、風俗和制度,拚勁作記錄及保存,兩者(文明與文化)既交疊又相分。

談到了辨別文化與文明,此中有兩條弔詭必須注意,首先要數人們掂量不同地域的文化水平,所持標準之可靠性,另外世上不同文明,不管水平高下都具有保留價值嗎?文獻中記載過非洲某些部落會把女性陰戶縫合,謀求交合時男方感覺痛快,如此風尚同屬人類文明,真叫人三思是否值得提倡備案?如果依弗洛伊德的話語,文明促使武器發展一日千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屠戮,進步打造出人類痛苦根源,乃二十世紀焦慮核心…… 由於篇幅所限,議論就此打住。

Art Basel的另一景緻

其三:梅洛•龐蒂有言在先,不同國度早坐擁悠長歷史,風俗習慣世代傳移累積,由你我出生當天業已啟動,結果天性、自然和文明等項目雖説性質迴異,卻不可能科學地從「人」續一分解抽離,此外不同習性自根本處左右了各族裔群眾的情緒、反應與表達,真箇蘿蔔青菜任憑喜好,故此推論出「人類共同天性」根本不存在,我們平日侃談大夥共通的喜怒哀樂,乃至諸多善行惡習,不過是個別情況、偶遇和籠統歸類罷了…… 中國人盛怒時會罵娘,日本人卻反過來笑咪咪的不動聲色。

其四是哲學一直強調知性探討和系統分析,而「美」所講究總圍繞創造跟自由,它依賴感官、直覺和想像,基本上與理性思考的斤斤計較格格不入;換句話說放縱邏輯與科學滲透藝術,無疑將靈性追求降格為計算與數據紀錄,事實上藝術並不在乎分析現實,它刻意要創造一組新的秩序和真實!這撮科技vs.文化的針鋒相對還牽涉到另一課題,就是 Walter Benjamin 之於複製的存疑,科學實驗要求每一次過程重複必須獲得相同數字及結果,但人們到音樂廳欣賞交響樂,儘管同一樂團演奏相同曲目,總會出現嶄新變化,遠較播放唱片的千篇一律更覺朝氣勃勃。

其五:香港掌故的確引人入勝,然則歷史之於後人真正意義全因為它是一枚借鏡…… 剛才提到華洋文化交滙,算是繼承「中體西用」等調子作延續,不過我所愀心倒是狀況與影響,非常渴望透過對話嘗試剖析眼前現象;當我們察覺Post Modern這股西風掀翻了後知後覺的香港,竟容許以Art Basel為首的文化買賣展銷,肆取銀碼數目來詮釋藝術品緣何精妙,徹底誤導了公眾,作為知識分子是否應該挺身發聲警醒?還是呆若木雞,消極地委託歷史良心日後明察秋毫?說到底本土文化人仍要當溫馴又無為的綿羊,讓世界潮流持續牽住鼻子如常走下去,還是「吾日三省吾身」,將中國文化妙曼處披露,讓香港藝壇擺脫人云亦云的混沌,茁壯得獨當一面?

譚偉平正與藝術碩士生進行研討

平:我想當前的困局好像是藝術體制內的人依靠體制生存,令到大部分年輕藝術工作者也渴望晉身成為制度的一員,凝造及擁護了建制的權力,這現象無分東西方藝術,內行總操控着話語權,這遊戲規則掌控了藝術潮流、挑選藝術家作展覽乃至收藏藝術品,一切都好像成了理所當然,於陰暗處隱藏着資本主義在枱底下的操控,權力加上利益自然吸引了大批信徒,昧着良心之人口中胡謅堂而皇之的藝術語言,心底卻清楚辨認到問題癥結。

所以公營藝術機構主事者必須自覺被賦予的權力,不能附和潮流,要有獨立意志才能開拓時代;我相信藝術家特立獨行,多跟隨自己的意志作選擇,至於藝評人同樣重要,因為從思考藝術的根本到時代的觀察,都需要體制外獨立論述的反省,如阿翟所言,我們的時代正交叉着文明的衝突和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左右過獨立思考…… 或許我們應從新審視現有價值觀帶來的困擾,揭示背後原因,才能弄明白往後的方向。

雕刻中的何兆基

何:我覺得當今市場主導的藝術建制已是無人能推倒的龐然巨獸,儘管當代藝術仍保有抵抗和批判的初心,在巨獸面前最終亦會被消解,這立足點不一定是悲觀的,自覺要離開體制回到藝術最原始的狀態,可能才是出路,我相信原始狀態與人的靈性有關,人們透過身體力行去實踐藝術,藉留下的痕跡(即藝術作品)在精神層面與他人及世界感通,當中往往憑藉不着邊際的想像與難以用理性分析的直覺判斷,但結果不一定關乎創新。藝術以創新為目的,只是藝術市場渴求新產品源源不絕以刺激消費的行銷策略,解除以創新為本的魔咒,讓藝術回到較為純粹狀態,想像力與直覺判斷不囿於既定法則,便能體現人的創造力,所謂靈性亦在這裏彰顯。

今時今日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講「靈性」,大概會令人覺得過於玄虛或不夠科學,但假如仍然相信藝術是個人靈性的顯現,而個人靈性又很大程度是成長環境以至文化背景所塑造,並反映其所屬群體的集體意識,追蹤一時一地一個聚落的藝術實踐,就有助整理出這聚落的文化源流及與其他文化碰撞互動時立足所據,就香港視覺藝術的境況而言,這整理應該超出過去百多年中西體用之辯的功利格局,積極離開這格局,才談得上前瞻。於香港社會環境急劇變化的當下,藉藝術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狀態是當務之急,但這如何有別於社會學與政治學的分析,又當回到藝術以媒介為實踐的本質…… 究竟能否擺脫這龐然的藝術建制,我想作為從業員要與之完全切割似乎不可能了,但仍能着意保持若即若離,這種狀態很多時又與非功利的靈性體驗相關,從事藝術教育與評論者尤其要有這種遊離(於建制內外)的覺悟,儘管教育與評論依舊是建制的一分子。

翟宗浩的喜惱哀樂

翟:這二三百年西方文明仰仗船堅炮利,獨領風騷,而香港位處亞洲只能扛着望遠鏡持續觀察,向遠方汲取教訓和養料,自強不息,然則大夥刻意培育者究竟是什麼,此乃問題重中之重!

後現代和始作蛹的「無形之手」(意謂Laissez-Faire之下擁有invisible hand的資本家)無疑主導着當代文化進程(e.g. 普及文化、消費文化),它的失控延伸成一大危機,有似洪水猛獸般反抗任何既有,凡事以一己利益為前題,譬如倡導廣為人知的多元普及,與建制決裂,表面上貌似提攜弱勢,骨子裏志在瓦解現行運作制度,當一切亂了龍套,社會變得疸瘓,便只賸餘財可通神的門路,換句話說Post Modern這股負能量從來沒打算提供建設方案,僅圖謀顛覆中混水摸魚,故此當下歐美藝壇崩壞,喪失了方向、原創和理想,變得見錢開眼,寡廉鮮恥,赫然證據確鑿,既現黑路死胡同,望遠鏡背後的你我仍要亦步亦趨嗎? 

倘若從現象出發,南陲小島原屬中國,但經歷教育和殖民洗禮,文化枝節叢生肯定複雜,同時首尾兩端不觸岸,代價不菲,此刻面朝祖國家長制價值觀矛盾不絕,可憐特立思考等自由因子早根深蒂固,當中嚴重差距能不左右為艱?歷史告訴我們,前輩知識分子亦曾遭遇相同憂患,恰似新亞書院成立之初,元老們不就坦言手空空無一物,歧路上(順應西漸抑或遵從黨國囑咐)應何去何從?事隔七十年的今天,後遂者仍舊於漩渦掙扎,細想之下解困核心當屬本國文明精萃實質為何物必須明朗化!常言道: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仁義禮智、忠孝嗔慈、天人合一究竟所言何物?仍有多少含金量?真能應付乃至幫助世界走出後資本主義翻臉不認人、唯利是圖的僵局?與此同時過程中藝術的角色又如之奈何?

(原載於明報月2021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