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個字頭的誕生》截圖

我們總把身處之地以外當作一個個樂園，因此旅行與遷移的意義大致相同，都是希望擺脫當下滯留或被囚的地方，往一個更自由的土地去，分別只在於兩者的時限，或者沒有，因為人總渴望著移動與新鮮，一如港人曾經將日本當作 second home 一樣。然而，這種對遷移的急切，總會在某些特定時刻變得更加濃烈。97 大限前的香港，當下的我們，離開的聲音不絕於耳。

所以，97 年上映的《一個字頭的誕生》，劉青雲飾演的黃阿狗，與兄弟們極欲離開香港，然後在荒誕奇情的劇場中被擺弄的姿態，或者可以與現今的我們展開隔代對話：同樣關鍵的時刻，我們都可能隨時在熟悉的城市中迷路，甚至被囚，所以掙扎亦在兩個時空一同發生。

故事圍繞一群以黃阿狗為首的古惑仔展開，為了逃出回歸大限前的香港四處奔走。有趣的是，此前的黑道角色，無論是《古惑仔》裡的陳浩南，或者《旺角卡門》裡的華哥，無不是「刀山火海都願闖」的完美男性，劇本結構為他們建構出一種絕強的男性形象：犧牲，重情義，無可擊敗，即使不幸死亡或失敗，姿勢依舊壯烈，舉手投足皆氾濫著一種過分浪漫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時青少年對黑幫電影如此痴迷，皆因黑幫電影中充塞著完美的身體，填補著我們不全的縫隙。

所以可以說，在角色選擇以何種姿態出現前，它已經被選擇了 — 以一個肌肉虯張的雕像的形態矗立。但《一》拒絕了這種完美的身體。杜琪峯鏡頭下的角色多以異體的形態出現，《一》裡的黃阿狗與眾兄弟皆不例外，口吃，不會開車，飲醉酒然後 screw things up，一言概之，所謂古惑仔只是一群無賴的孬種。於是，故事結構因而一併轉化，從甫開場大寶（張達明）被意外碾死，到搶劫意外遇上解放軍，再到黃阿狗被反彈的子彈射中後腦，導致半身不遂，英雄式闖關的力量感被剝落，換成小人物被拋擲的荒謬劇場，但在黑色幽默的外皮，是不是包覆著一個冷峻的眼神？面對回歸的日子，人的姿態是堅不可摧的嗎？我想不是，我們眼神裡隱含更多是面向歧路的不安，然後在壓力下尋找逃竄的出口，一如今日。

「富貴閉翳在於你搵唔搵得翻自己，要睇你想做一個咩人。」當英雄的走勢已被預定，片尾風水師的批言就代表著這種人物形象的粉碎。預言將黃阿狗的命運一切為二，英雄之路割裂成兩個岔口，以及一個選擇引起的蝴蝶效應，兩條路一樣困難重重，其中關鍵只在於「你想做一個咩人」。於是在重複敘述中，黃阿狗呈現了迥異的表演：第一條路，跟大寶上湛江，出師不利，鏡頭一路不停晃動，甚至倒置，最後滑稽地死在解放軍槍下，所有發財夢戛然而止，其源於黃阿狗在按摩店不願付錢，大叫搶劫，最後在出逃過程中意外碾死大寶 — 北上搵食的接頭人，然後全部人立時陷入大混亂中。第二條路，阿狗選擇在按摩店抵押自己的 Tudor 表，對阿 Matt（吳鎮宇）遺下了一句「我哋再貼地（倒霉）都係洪興（洪門子弟）」，後來在台灣他又再提起他的道義：「如果你搵槍指住我個頭，我就俾你殺死我啲兄弟，咁過去嗰十八年，我都不過係個爛仔。」因為這份道義，他在台灣被拋的處境亦彷彿被暗中牽引，原來晃動的鏡頭被固定起來，儘管最後阿狗半身不遂，但也成立了自己的字頭。因為是平凡人，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一條歧路，未來駁雜無比，心態是抵達何處的關鍵。

人在巨大的震動面前，就如螻蟻般顛巍地行走，二十四年過去，歷史翻動輪迴，最後回歸最初的詰問：「我們去向何處？」在《一》當中這問題由徐錦江提出，但我們的姿態卻一直如此，在灰暗濃稠的漩渦中尋找可以緊抓的著力點。有關去或留，我突然記起 My Little Airport 的《我在暗中儲首期》，歌詞提到：「去到台南風景會做到／治療我們的虛無」，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未來未卜的感受會隨著發掘出新的樂園而消失嗎？

我想杜琪峯的電影彷彿是個先來的解答，MLA 口中的台灣早在 97 年被提及，當日的送機、移民、去台灣搵食，彷彿是各人在限期前的終極翻騰。但即使發現了新的樂園，能夠遠離創傷在台南的藝術館消磨整個下午，或者在英國某公園聆聽街頭藝人與落葉的合奏，但會否一瞬間建築倒塌成一堆徒勞？又或者故鄉在新的語言裡消失，然後我們不知道應該再去向何處？

或許對於當下的我們，去台南旅行，遷移，或流放並不會真正的治療或戰勝甚麼，假如世界的本質果真如卡繆所說：「從最初的運動中就破裂崩潰」[1]，只是一盤被時間之宏大包漿的荒謬，那我們必然攜帶著弱者的身份，既然無法壯烈地革新，或死亡，就必須堅韌的活著，「義無反顧地生活」[2]。

「富貴閉翳在於你搵唔搵得翻自己，要睇你想做一個咩人。」如此想來，「勇氣／智慧／也永不滅」，更似是一種生活態度。

[1] 摘自卡繆《西西弗神話》。
[2] 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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