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公社科薰陶、關注組停運、課室不談政治 香港中學生如何迎接開學新常態？
身處這時代做中學生，是什麼感覺？
曾經在 2019 年參與社運的中四生朱古力（化名）答：「很壓抑。」學界現已所剩無幾的其中一個中學關注組之中，他是唯一一個堅持留下來的在校成員，「步步驚心，對未來睇法比較灰，不會再在這間學校裡抱持任何希望」。
至於抗爭組織賢學思政的中六義工 Kelvin（化名），曾被要求以校內服務「改過」換取不因罷課記缺點，他的形容詞則是「與世隔絕」，「以前經常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縮影就是再不會講政治吧，同社會一樣」。
經過一年的取締、懲治、清理門戶，香港教育終於迎來一個經「完善」及「優化」的版本 — 推崇批判思考的通識科被殺，換成以習近平講話「視頻」當教材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一度如雨後春筍出現的數百個中學關注組，逐一停止更新及宣佈解散；曾經在操場罷課、掛橫額的學生，被要求參與校內服務「改造」計劃，以換取不記缺點。
一班歷經政治覺醒的中學生，在學校「新常態」之下，將如何自處？
罷課「改過」服務計劃
「我學校算是有商有量，可以接受。」訪問開始前，中六生 Kelvin 數次滿有信心地說。他來自一間較開放的本地中學，2019 年社運期間老師與同學自由地在社交媒體轉發新聞、公開換上黑色頭像，校方亦願意開放操場供學生罷課。
當年的校內聖誕聯歡會上，兩名學生在舞台上突然演唱本地說唱歌手 JB 於 2019 年的作品《Fxxk the popo》，校方遂熄咪記缺點，並禁止涉事學生再參加音樂日。當時覺得「係咪痴線㗎」的Kelvin，現在改變了想法，「相比例如元朗信義等學校，我學校叫在有限度之下，做一個懲罰囉。」
談吐成熟的 Kelvin 苦笑指，兩年以來，無論學校、朋友，還是身邊整個社會，都無可否認地多了一條難以言喻的紅線。他就讀的學校 2019 年仍願意讓學生公開在操場罷課，去年有天卻突然召集所有曾罷課學生到禮堂，宣佈一項「改過」計劃。
「入禮堂，他們跟我們成班人說有個計劃，再給了本小冊子我們，有幾個義工服務給你選，例如清潔教堂，若做夠了某一個時數，你就不用記缺點。」禮堂內都是曾因政治原因參加活動的學生，新計劃沒有出家長通告，他也記得，服務計劃的名字叫「行為改造」。
「即使最終計劃也不了了之，但有少少秋後算帳的感覺」，Kelvin 不得不承認， 被自己形容為「開放」的學校其實已出現了轉變。
不談政治的師長
轉變得最明顯的是老師的態度。
2019 年至今共有 4 名教師因反修例風波而被釘牌，局方指，不少教師被投訴在「社會動亂」期間，於社交媒體發表「偏激、 帶有強烈仇恨」的言論，包括支持或鼓勵學生參加政治集會、拉人鏈等活動，即使只是將轉發貼文，或僅於私人帳戶發布， 仍屬「專業失德」。
Kelvin 表示，即使就讀學校內的「肅殺味」相比其他學校不算強，但老師亦明顯變得更謹慎、更有距離感，頭像從黑色變回日常照，私人帳戶亦盡量避免分享新聞，與不相熟的學生聊天時，也不會提及時事和政治事件。
記者想起學生時期，通識科《今日香港》必會提及的社運事件，問起上堂還有沒有教佔中、保衛天星碼頭，反高鐵等歷史。
「佔中？不會特別講，可能這些不是教學重點，老師就會略教，或者不教。」尾二一屆通識學生 Kelvin 指自己知道佔中「87 顆催淚彈」，也知道「旺角黑夜」，不過同學們就不會特別了解已過去的社運事件，「我們認知就只到 2019 年，他們都不會想聽（之前的事件）…尤其是現在政治這麼肅殺，我也會盡量避免講這些。」
當大人、小孩都不願再談及過去，似乎就是歷史被遺忘的開端。「我又覺得社運史不會消失，但一定會被人抹黑，以假新聞洗走真歷史、教材慢慢改改改」， Kelvin 說，學校不再教授社運事件，便要靠自己的社交圈子，但也因人而異，例如賢學思政與他校內接觸的同學不同，前者對政治投入程度高很多，「身邊一定要有朋友、媒介令你接觸這些事件，你先會知道；如果無媒介的話，你就一直在同溫層，不能知道其他資訊」。
一向關心政治的他形容，現在讀書如同與世隔絕，老師與同學絕不公開討論《完善選舉制度》和《國安法》等近期時事，即使討論，也只限於口罩、消費券、Staycation 等話題，「好似想令你成個人遠離政治一樣」，他笑稱也是社會縮影。
原本希望未來成為中史老師的他，當知道本地老師需要接受基本法培訓、處處言論受限之後，也打消了念頭，改為計劃修讀哲學或歷史，「本來有想過讀政政，可是在香港也沒有從政出路」。
大時代之下，被割去棱角的不只有大人。今年 4 月，全港大肆宣傳「國家安全教育日」，Kelvin 的學校第一次在校派發國安貼紙。今天的他表示，已開始理解校方做法。
「現在回望，我可能已被極權磨平了自己，只要學校未去到最差，就已經唔差啦，可能其實也是不合理，但我都會覺得沒辦法啦。」
中學關注組之死
中四生「朱古力」在一間傳統左校讀書，過去數十年，校方一直每天在操場上升起五星紅旗、課室每張桌上都放著一份份《大公報》及《文匯報》、每月早會播放《義勇軍進行曲》... 朱古力直言，《國安法》對他原本已著重愛國教育的學校影響不大。
不過，朱古力卻一直是學校中特別的存在，初中時曾在社運中擔任救護員的他，時值中學關注組百花齊放之時，也與高中師兄姐成立反送中關注組。去年一次有老師因政治原因不獲續約，朱古力與其他關注組成員曾發起人鏈行動，當時師妹向記者笑指：「全校最『黃』係佢啦！」
當時還是一臉稚氣的他，被眾多媒體包圍「扑咪」，眼神卻露出不合年齡的成熟和堅定；時隔一年再見，瘦了不少，不過眼神依舊。
作為一間「左校」中學關注姐的創辦人，朱古力形容關注組為溝通橋樑，儘管未曾實際迫使學校改變決策，但至少認為自己成功揭露學校打壓學生的一面。時至今日，曾經結伴在校成立關注姐的師兄姐一個又一個畢業，唯一仍在校的朱古力猶如經營「一人關注組」。在一片已「名存實亡」、久未更新的 200 至 300 多個中學關注組專頁之中，朱古力笑言，「仍運作的十隻手指數得完」。
朱古力又指，反修例運動兩年後，在這政治環境之下，已政治覺醒的中學生更難自處：學校由容許戴黑色口罩，改成禁戴黑色、黃色口罩；曾經衝進校長室就老師因政治原因不獲續約一事對質的他，不時會感受到老師們的異樣目光；本來表示「學校同關注組可以共同存在」的校長，近日也明言要求朱古力關閉關注組，擔心違反《國安法》。
「以前校長會聽、接納我說話，但現在學校態度變得更加強硬」，朱古力說。
校內，朱古力曾經向其他對政治時事有認識的同學招手，卻一一遭拒。他冷靜地指，早已料到關注姐不會再有新成員當接班人，但始終是自己一手建立的組織，希望有始有終，甚至因此在升高中不少人轉校的關鍵時刻，決定留在這間左校，「三年後，可能會發生好多估不到的事，相信到時一定會後悔現在講的說話，唯一不後悔是自己堅持了做這件事那麼久」。
朱古力指，當初成立關注組，是為了令大家更加關心身邊時事、不再冷淡，慢慢關注組變成了學校一個溝通平台，甚至喚醒了好很多同學對學校政策的關注，「這一切都是我這幾年堅持的動力，支持我繼續營運的重要原因。」
最壞時代的幸運
不過更諷刺的是，新學年剛升中四的朱古力，卻成為首屆公社科的「白老鼠」。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在開學日表示，局方已準備共 12 份教學簡報， 654 頁中達 102 頁的學習重點是「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取得的成就」。
《立場》早前取得有關教學簡報，發現當中並未有引用一般香港主流媒體報道，僅以中共領導人講話、官媒「視頻」或政府資料作為教材，例如在解釋憲法地位時詳細引用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大會的講話、習近平在聽取林鄭月娥述職報告時的講話、國務院《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並要求學生觀看《習近平：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視頻」、央視的升旗影片、文匯網文章等。
朱古力就讀的學校目前仍未轉用有關教學簡報，不過他指，常常在通識銜接公社科的新教科書中看見令他感「深刻」的內容。
「本身對這科都沒有期望，都是通識的愛國版，課程內容真是得啖笑，書內寫的香港法治、選舉制度又好，都同現實脫節很離譜...法治明存實亡、選舉都係欽點出來，但寫書的人仍說香港還有這些。」朱古力輕笑道。他也無奈認同，每星期再多接收 2 至 3 堂的國情教育，令自己情緒疲憊。
不過，朱古力的立場在一眾同學之中顯然是異類。「同學對身邊嘅事物好冷淡，最多嘅係睇住書乜都唔理，就係讀書讀書讀書」，他指，也許與學校較多新移民有關，「呢一兩年比較普通話比較佔比例比較多，七八成，我嗰班而家用廣東話教中文，所以好多人都會逼於無奈用普通話」；就讀本地學校的 Kevin 也指，初中過半學生也以普通話為主要用語，走在課室之間時，曾聽到師弟妹玩抖音、說「視頻」等用字，「我就會覺得好無奈，但唔通掉佢電話落街咩，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中六的 Kelvin 去年也被選中為教育局試做公社科試卷，但因害怕敏感答案上呈後或遭秋後算帳，當日故意曠課。Kelvin 形容，有份試做的同學均以不屑及嬉笑態度對待，他認為，公社科是一個不用思考的學科，沒有長問題、傾向思考的題目，只須跟資料寫，教材亦經過精挑細選，限制了學生思考能力。
朱古力無奈地指，中學時期相繼遇上社運、疫情，又成為了公社科「白老鼠」，自己也許剛巧是「不幸運」的一代，「對未來睇法會比較灰，不會抱任何好的希望，估計之後中學生活也不會很開心」。那為何還要繼續留在這個沒有希望的地方? 他坦承家人曾提議出國升學，但朱古力指自己不想被帶走，「條根在香港... 我覺得會少了很多經歷過社運的人才，現在帶走他們，香港又少了個成員，條路會愈來愈難行」。
跟朱古力一樣，Kelvin 亦拒絕了家人出國升學的提議，這源於對香港的歸屬感，「對這一個地方，你同一班人相處、經歷了不同的事，更加對個地方有密不可分的歸屬感，就算現在打得有幾嚴重，心態上已經轉變...我會想留在這個地方，睇著這個地方，無論變好定壞」。
當朱古力坦承自己不幸運的同時，大兩年、趕上通識尾二班車的的 Kelvin 卻笑言，覺得自己幸運。「我覺得（自己）好彩呀，一定好過之後讀公社課的人，都算在最壞的時代，見到最壞的事來臨，都值得。」
文／莫曉晴
攝／Ramsey 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