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工廈（一）】藥水樽與活字印刷 — 被逼遷的「香港製造」工業
踏出貨𨋢未幾，「噠噠噠」的機器運行聲響徹整條走廊，走近那個大門敞開的角落單位，三十四度的天氣，數把舊式風扇在廠內打轉，瞥見滿頭白髮的陳老闆彎下腰，把一個又一個「新鮮出爐」的咳藥水樽，從紙皮箱內取起仔細檢查。
「唔好睇小呢啲，全部都係香港製造。」
一個個不起眼的藥膏盒、藥水樽，將被運到政府診所、公立醫院和家庭醫生診所內，它們全部都是如假包換的本地生產。
「信豐制造廠」所在的九龍灣業安工廈，是政府今年 5 月宣布其中一幢要清拆的房委會工廠大廈之一，殺廠消息突如其來，期間沒有諮詢任何租戶。距離遷出死線尚餘一年左右，陳老闆嘆氣說，「每日都在倒數……但其實我仲有能力繼續做落去，始於想香港人養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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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九龍灣地鐵站約 10 分鐘路程，業安工廈分為兩座，以馬路分隔，樓高 10 層。在樓層間逛走，能感受到炎熱天氣中的微風，這就是政府工廈的其中一個特別之處 — 沒有窗戶、非密封的走廊，方便廠戶進行噪音大、燃燒類型，又或須使用吊臂運送大型機器的工業。由 1980 年起，這裡孕育了大大小小「香港製造」的工業。
信豐制造廠是其中之一，今年 65 歲的陳老闆早在十多歲入行，未屆三十成立廠房，主力生產藥水樽、藥丸筒等容器，他最先在龍蛇混雜的九龍城寨打滾，1980 年再搬遷至房委會轄下的業安工廈，成為首批落戶的廠家。四十年間，幸運地省卻了生意最大的煩惱，每月幾乎在沒有租金壓力下，工廠逐漸擴大。
但沒想到，那座「靠山」原來都是靠不過，還在一夜間，突然山泥傾斜，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房委會今年 5 月突然宣布清拆轄下九龍灣業安、火炭穗輝、長沙灣宏昌及葵涌葵安 4 幢工廈，工廈重建後將興建公營房屋，預料最快可於 2031 年提供約 4,800 個單位，逾 2,000 名廠戶須於明年 11 月前遞出。
一夜瓦解的靠山
陳老闆當年一心想著工廈由政府管有，租金便宜，工業限制亦較坊間少，理應可以無憂無慮紮根在此，一直做到雙手疲倦、要停下來的那一天，「我辛辛苦苦建立嘅嘢，其實仲可以搵食搵好耐，而家一下子無曬…我仲有個細 20 年嘅細佬，本身諗住佢接手，仲整咗靚間廠，而家大失預算。」
走在廠內，十多部重型機器按照事先設置的溫度、時間、模型，一件接一件「啤」（複製）出來，不消一會兒便裝滿半個人身高的紙皮箱；與此同時，數名老師傅則在旁進行質量檢查，篩走有瑕疵的成品，然後放入紙箱等待包裝。
工廠生產的藥膏盒、藥水樽，會被送到政府診所、公立醫院，還有私人診所，縱然一個膠樽看起來微不足道，全部都是如假包換的本地生產。
「香港製造」四個字，是質量的信心保證，亦可以彈性配合本地市場需要而生產。
如果仔細看平日醫生處方的咳藥水，容量會分為 40ml、50ml 等，其實全部牽涉到醫生的處方，「香港醫生對於藥水樽有好多唔同規格，6、8、12 格⋯如果係大陸唔可以一下子落得咁齊，同埋都未必咁平均賣曬再落，但我哋喺呢度做，邊隻無就即刻上機做、即刻出貨，可以靈活啲。」
香港工業日漸息微，最大的敵人無他 — 低租金、低工資的內地工廠。當大部分香港工業紛紛北移，真正的「香港製造」買少見少。
「其實我都可以上大陸做，仲平啲添。」明明可以多賺幾倍生意額，但在這裡土生土長的他，還是想以香港人的身份，為這個地方付出多少許。哪怕幾十年間，他親歷本地工廠的生存空間如何一步步收窄，有時候想鬆容地喘一口氣也份外艱難，「唯有自己早一步多啲保護自己，預備定退休金。」
那麼趕得上被打壓的速度嗎？
「佢快過我哋好多喇，去到依家都遠遠唔夠。」陳老闆苦笑道。
被迫停下來的雙手
拆一間廠，不僅粉碎老闆打拼多年的努力，亦打破員工的飯碗。
「（一班伙計）無得做，可能都要去執紙皮。」願意留在這行的師傅幾乎都是上了年紀、低學歷，大半生在廠內營營役役。
廠房長期合作的三間庇護工場亦同受牽連，原本每周至少會接到兩次包裝藥水樽的訂單，予智障人士協助包裝，是工場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唉⋯佢哋好鐘意 pack 我哋嘅貨，到時啲小朋友又少啲嘢做。」
多年來，工廠為政府診所和醫院供應大量的貨品，但政府卻突然殺自己的供應商一個措手及，事前毫無徵兆，一個聲明、一封信便說要來拆場。
陳老闆語氣帶點調侃說，「無辦法㗎，到時佢（政府）咪係大陸落貨囉.....香港其他廠都無咁多供貨量。」對於廠房關閉，不同的結束方式都曾在他腦海中一一掠過：自己年事已高，體力終不勝負荷、唯一的弟弟不願繼承廠房、疫情持續嚴峻致收支不平衡......卻從未想過在自己仍然有心有力的時候，突然被通知「壽命」只僅餘一年多，賠償金額僅足夠遣散員工、清拆大型機器的費用，更遑論要重新購入新廠房的裝備。
據政府今次的賠償方案，賠償金額以合約計算，而非每個租用單位，像陳老闆持有 14.5 個單位，但實際上只簽了五份合約，意味著他的賠償金將會大打折扣。而根據房委會的說法，租戶在法律上其實無權獲得遷置或任何形式的補償，這筆「特惠津貼」名義上是協助租戶搬遷，但實際上只能讓陳老闆和其他廠戶遷走，卻難以再搬至其他地方重新經營。
由接信後，陳老闆一直積極覓地，但心底裡也知道另起爐灶的機會渺茫 — 搬走難，廠內最輕的機器重量亦超過一噸，先不論要利用吊臂將機器從二樓走廊緩緩吊至地面，成功著地後能否完好無缺，再次啟動生產也成問題。「我諗走嘅話，我啲機都係準備做廢鐵」，陳老闆苦笑指向那部佈滿鐵鏽漬的啤膠機，不忍挪開目光，「每一日都喺度倒數」。
重新搬入更難。廠房長期發出大量躁音，記者與陳老闆站在廠房外訪問，說話也要扯開嗓子，「依家啲工廈好多都係 studio、party room，唔會鍾意我哋呢啲咁嘈，又多陌生人行出行入 」。
時勢艱難，為何還會要堅持本地生產？陳老闆沒有多想，「始於可以做到自給自足，至少香港人養得起香港人」，又說「同埋唔係人人都做到高科技、IT，工廠令到嗰啲香港人都可以生存，可以靠自己生活。」
「待廠房倒閉後的日子，他如常到屋邨診所看病，等待護士配藥時，層架上井井有條排列的藥水樽，或許驟眼看來沒有分別，但質感、手工卻不是原來的香港製造⋯」陳老闆嘗試想像那一天的情景，卻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感受。此時，他皺起雙眉，藍色外科口罩亦藏不起臉上的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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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被迫要離開的，還有在二樓經營印刷廠的梁伯。
黑色木招牌、白色毛筆字寫上「昇洪印刷廠」懸掛在門外，甫踏進廠，不免有種凌亂的感覺。左邊桌子、數張摺櫈上一個個疊起的深褐色木盒尤其顯眼，揭開覆蓋的報紙，一枚枚整齊有序的鉛製中文字粒映入眼簾，瞇起眼睛細看字體，筆畫間盡是塞滿縫隙的塵埃。
「我依家逐步搵翻曬啲字粒出嚟，打算將佢哋分門別類排好⋯應該要到出年先成㗎喇，咁多粒。」拆廠的消息，令梁伯決定重新整理收藏逾十萬枚的中英文字粒，並計劃進行展覽、包裝成本地特色紀念品賣給外國遊客等，盡力以一切方法好好保存它們。
「政府要你死，不得不死」
六、七十年代，正值香港印刷的輝煌時期，長沙灣工廠大廈幾乎每一層都有幾間活版印刷廠。受父親做生意影響，梁伯當時把握趨勢，1973 年租下其中一個單位，逐步學習「執字粒」、排版、活版印刷。可惜好景不常，政府 2001 年決定全面清拆，改建公屋，當時他與過百名廠戶群起反對，更透過議員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阻止遷拆。儘管以失敗告終，但他們至少成功爭取延長搬遷期半年。
二十年後，同樣的戲碼再次上演。
但今次特區政府的做法卻更不近人情，梁伯憶述當年廠戶可自由在樓層間掛橫額抗議，「依家拉一拉 banner 都被人趕」。科技進步了，他們發聲的空間卻沒有跟著擴大。
與年輕時代不同，梁伯今次再沒有走到抗議的前線，他自嘲說也許活得久了，將事情都看得很透徹，「政府要你死，不得不死」。
現在唯一可以留下的，只有字粒。
「張張皆辛苦」
現時梁伯儲起的每一枚字粒，都是他昔日親身走訪中上環的鑄字公司購買，「嗰陣買得少就按數量計錢，呢啲最細粒就一毫子一粒，買得多就直接用磅計重量。」70 年代後期，柯式印刷日漸普及，工序較簡化、速度亦大幅提升，而隨著本地大鑄字廠在 90 年代相繼結業，活版印刷開始進入淘汰階段。
時代巨輪再擠不下一枚字粒。但 30 年後的今天，梁伯仍未捨得丟棄。
在於他，沉甸甸的鉛製字粒，是本地印刷工業的歷史見證，亦是他大半人生的陪伴。廠房一隅，放置一台幾乎在港絕跡的德國製活版印刷機，旁邊兩部柯式印刷機則在馬不停蹄地印刷單簿發票。時代淘汰了活版印刷，但在「昇洪印刷廠」內，時間彷彿停頓，梁伯現時每月至少會啟動一次這台老古董，專門印刷發票上的數字編號，既為節省成本，亦為那昔日的情意結。
無可否認，柯式印刷較方便、快捷，但梁伯始於相信活字印刷多出一份溫度，機械工序化以外可能會出現的「錯誤」：字體周遭的墨水跡、顏色深淺不一⋯⋯
捱得苦的工廠精神
活字印刷的「手藝」在於，人與機器的配合：由人手排版字粒，放入機器後，要顧及每顆字粒的高度，均勻將墨水油壓在質地、厚薄各異的紙材上。記者嘗試搬動幾枚字粒拍照，雙手不慎一鬆，結果散落在桌子上，「跌落地下嘅話，壞一粒就少一粒」，梁伯急忙走近說，「有啲字體係電腦都搵唔到！」
他瞇起雙眼，右手平穩地用鐵鉗逐一把字粒拿起，自顧說「啲人成日以為執字粒好易，你要搵（字粒）喺邊，又要排好啲字距、設計。以前印 100 張卡片可以印足一日，真係張張皆辛苦。」他批評政府官員執意拆廠是以「公務員心態」處事，「就係唔知道我哋做工廠嘅耐力，要捱。」
與陳老闆無異，72 歲精神飽滿的梁伯始於希望做到「自己沒有力氣」的一天，「做工業從來唔係要求發達、大富大貴，只係求生活。」印刷廠微薄的生意，至少讓他自力更生，不用依靠政府申領綜緩，閒時還能到旺角買新鮮蟲子，餵飼廠內兩頭叫個不停的鸚鵡，簡簡單單生活，梁伯已經很滿足。
記者｜陳欣其
攝影｜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