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後記（之二）
通史必須從頭說起，而要說中國通史就必須從「中國是如何出現的」說起。這正是講授通史最吸引我的一個原因 — 可以讓我擺脫陳舊的三皇五帝傳說，用考古學新發現為材料，重新說出「中國」如何從「滿天星斗」式的新石器時代多元起源，逐步收束集中，才出現了接近一元的文明的過程。
我早就對從黃帝開始建立中華民族神話的那套歷史感到極度不耐煩，不只是那樣一種史觀完全不合邏輯，通不過最基本的理性思考檢驗，而且明明一百年來從細密考據到有了地底挖掘出土的明確證據，已經足以建構出合邏輯也合理的另一種歷史認知，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繼續堅持、忍受明顯落伍該被淘汰的說法？
所以在講課中，我很自然地從李光周及張光直兩位帶領我進入中國考古學領域的老師說起，課堂上說得幾乎欲罷不能。我說了一點李光周老師和他的父親李濟先生的承傳關係，但沒有說完，還來不及說的，是張光直老師和他的父親張我軍之間，更複雜的故事。這故事又牽涉到張老師年輕就讀台大時涉入「四六事件」而遭到逮捕，成為思想犯；也牽涉到他們兩代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糾結認同。
我很想講，但必須強迫自己節制，後來在整理書稿時，只留下小部分內容，大部分都刪除了，以免模糊講述歷史的焦點。其實不只是上古史、考古學，每一個時期，幾乎每一講我都有衝動想要多介紹曾經影響過我的那些歷史研究者，他們的時代、他們的背景、他們的學術來歷、他們的成就與挫折，還有一些這麼多年浸淫在這個領域從各種不同來源知道的他們人格學思小故事。會有這種衝動，正說明了我的中國歷史知識，絕大部分放在書中的論點，都是有來歷的。換句話說，除了夏商周三代考古與漢代文學經學變遷之外，其他的看法想法都不是我自己從史料裡蒐羅論證出來的。是我從這些前輩學者的書中、論文中讀來的。對於曾經如此給我重要影響的學者，我都會同時產生了對他們自身生命的好奇心，會去尋找各種資料來認識他們，理解他們做學問和做人的方式。
不過最後留在《不一樣的中國史》書稿之中，只剩下極少數如錢穆、黃仁宇、費正清、內藤湖南有稍多一點的介紹，其他更多更多，甚至包括我曾經親炙從學的 Michael Loewe，在知識思想上給予我極大影響的余英時都只好捨棄不談。如果再多談，這套書就會變成通史與學人傳筆記混雜的奇特性質了。
不過在「敏隆講堂」講了五年，後來又在「趨勢講堂」重新再講五年，這十年的時間中，這些學者的著作與故事一直陪伴著我，圍繞著我，給我滋養也給我信心。我曾經動過念頭將我認為應該好好向讀者介紹的重要中國歷史研究者列出一個名單，戲言自稱為「我的知識債主名單」，我從他們那裡得來那麼多，而且他們絕對不會來向我催討知識欠債。
盯視著這份名單，我另外強烈意識到一件幸運的事 — 我們這一代在台灣學的，不是一份一套中國歷史，我們學到的中國歷史，也是複數、多元的。至少在我身上，我學到了來梁啟超以降，貫串到「五四」一種混雜了考據、「疑古」和科學史料學與民族史學而整理出來的中國歷史，那是在台灣的主要中國史觀點。然而還在大學時，我們就又透過學校門口的書攤、書店找到了許多用各種方式印行的「禁書」，從中間學習到了中國大陸流行以「唯物史觀」重新翻案述說的中國歷史。這些純粹歷史性質的書籍，在那個時代相對沒有受到嚴厲的看管，在我們之間流傳甚廣。
在台灣我們又早已意識到日本「東洋學」中的另一種中國史，宮崎市定、西島定生、加藤繁到斯波義信等名字早已聽聞，文學院圖書館中也有不少裝禎講究的日文學術書籍。還有一批不一樣的名字也經常掛在我們口中，那是一群在美國大學裡做中國研究的華人學者，從老一輩的蕭公權、陳世驤、楊聯陞到稍年輕些的余英時、林毓生、張灝、高友工等人，他們關懷、講述中國歷史的方式又大不相同。
等到我去到美國唸研究所，那就又多了歐洲和美國學院建制裡的更多不同中國史。歐洲有深厚的漢學（sinology）傳統，美國則既有和歐洲合流的漢學，又有新興、持續崛起中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y）。
那真的是繁花盛景，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卻衍生出諸多故事，故事中不同的重點不同的解釋。而且那個時代，這幾個不同故事的派別還相對封閉，彼此的交流影響不是那麼多，和後來逐漸合流的情況很不一樣。因而也就更顯現了我們這種台灣背景的難能可貴，在我們身上匯聚了不同故事，供我們採擷，也逼我們在多元中思考、選擇。
看著那一長串「我的知識債主名單」，上面有台灣的師長，有諸多大陸不同世代的學者，有日本人，有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荷蘭人、法國人、德國人、捷克人、瑞典人，我確認我有這樣的責任，將如此難得多元養成中收穫的中國歷史整理出來，讓台灣的讀者知道、記得，我們曾經創造過、擁有過如此寶貴的知識環境，有理由非得用粗暴的政治勢力不只予以摧毀，甚至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