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後記（之八）
從更大的範圍看，「同心圓」史觀也就是高度自我中心的認知角度，將自己擺放在歷史的中心點上，用這種方式教與學台灣史，或許有助於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創造出了下一代的「天然獨」現象，然而令人不得不憂心的是：這種自滿自信，豈不是從坐井觀天的態度中生長出來的嗎？
我們可以不需要一直沉浸在對於台灣的「悲情」哀怨中，然而卻不應該失去了對於現實的戒慎觀照。
用什麼方式學習、吸收歷史，就會創造出對於現實什麼樣的態度。過去的「悲情」，源自於台灣永遠在歷史敘述的邊緣，從中國地理與歷史的邊陲到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歧視待遇，再到「反攻復國」政治意識形態下被視為暫居之地。現在的自滿自信，源自於從一開始就將台灣擺在中心，好像一切最重要的事都發生在台灣，由台灣人、台灣社會主導發生，外在的環境、廣大的世界只是可以晚一點再說的背景。由彼到此，實在是太大太劇烈的逆轉變化。
拒絕繼續將台灣史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來看待，這沒問題，卻並不表示台灣史因而就可以獨立出來做為中心，都不需要考慮其他更大尺度的框架。相反地，如果真的要擺脫從前的中國框架偏見，應該要組構更完整、更細密的框架，將台灣歷史安穩牢牢地放進去，才能得到確切的認識。
最外面最大的框架，是人類怎麼來的。台灣流行的「同心圓」史觀，明顯地和世界性的潮流逆向而行。二十一世紀以來，尤其是最近十年，歷史敘述上最有突破、最受矚目的，是「大歷史」，盡量放大時間尺度，讓人們可以有效掌握幾萬年、幾十萬年歷史變化的敘述解說。
其中一本代表書籍，是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在四五百頁的篇幅中講完了我們這個人種（Homo Sapiens）從東非出現，一直到現在的歷史。這種歷史的重點在於幫助讀者明瞭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根本差異，以及人與人之間會出現文明差異與強弱消長變化的原因。
書中特別對於七萬年前出現的「認知革命」再三致意，說明人類擁有其他生物都沒有的特殊能力 — 想像並談論非現實的、虛構的事物，如此而使得人能創造出神與神話與宗教，藉由各種信仰組合出更大的團體。還有人類的社會組織不是依靠本能形成的，螞蟻、蜜蜂也有大群體，但牠們依照本能只能組成同樣的群體，人類卻從想像而實現，在歷史中出現了近乎無窮多的社會形式。
而我們的現代社會，只是其中的一個選項；台灣社會當然又只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選項。從這種人類大架構看過去，我們會覺得自己相對渺小，會覺得需要對於充滿多樣性的人類經驗多所探索、學習。
接著還要有一個關於東亞文化歷史的大框架，重點在於對照這個區域所產生的文明型態，明顯地與近東或歐洲很不一樣之處。台灣的歷史受到這種文明變化發展高度制約，在南島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交界衝擊中才產生的。
然後下一個框架才是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再下一個框架是從十六世紀所形成的全球海洋貿易史，尤其是海洋貿易給大陸地區帶來的激烈衝擊。
將這些框架簡單介紹、備置好了，再將台灣史擺放進去，那麼感受到的就不會是自滿自信，而是一種更符合台灣現實地位的理解 — 台灣的過去與現在與未來，都受到重重限制與威脅，台灣歷史相當程度上是由外在眾多力量所塑造、決定的，而我們當下持續努力的，是盡量擺脫約束多爭取一些自主性，而不應該將「自主性」、「主體性」視為是台灣天生具備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