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後記（之六）
抬高「南明」重要性的另一種說法是：鄭成功來台趕走荷蘭人就是「南明」歷史中的一部份，所以連繫到對於台灣歷史的理解，非重視「南明」不可。
我向來反對將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進攻熱蘭遮城當作台灣史的開端，這是不折不扣以中國歷史本位立場出發產生的偏見、誤解。鄭成功來台灣之前，台灣已經在熱鬧的東亞海域貿易競爭場域中受到多方勢力的重視，也正因此所以才會有荷蘭人興建熱蘭遮城，才會有鄭成功選擇台灣為其從大陸沿海撤退基地的歷史事實。還有，「南明」的歷史角度無法讓我們真正弄清楚鄭成功的來歷，尤其是從李旦、鄭芝龍以來，和日本、澳門、葡萄牙、荷蘭各方勢力之間的複雜關係。
卜正民（Timothy Brooks）在《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聯經）書中藉由對於十七世紀地圖的比對，運用英國、荷蘭等地史料，非常明確地指出這段關鍵的半世紀時間：一六０九年時，對於航行於東亞的水手、貿易商、野心家來說，台灣還不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因而那張關鍵的「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裡，往各個不同方向的航線都沒有靠近、指向台灣，台灣只是海圖上聊備一格的存在。然而到了一六六一年，荷蘭人已經在台灣南部建立了基地，重新調整原本以巴達維亞城為中心的貿易航行運作，繼承父親鄭芝龍龐大海上船隊的鄭成功也看中了先是澎湖，再來是台灣在這個區域的關鍵地位。
所以應該要追究清楚的，是到底從一六０九年到一六六一年間，在這塊海域上發生了什麼事，哪些因素造成了台灣地位的快速上升？想知道嗎？那可以參考鄭維中的研究著作《海上傭兵》（衛城），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這本書一直到第十二章，將近四百頁之處，才講到鄭成功攻台的戰役，而且就是將這場戰役放在十七世紀更多更複雜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事件中來敘述、說明的。而書名的《海上傭兵》明確指的就是由李旦開創，鄭芝龍繼承並擴大的海上船隊。「他們活躍在跨國的空間之中，能使用多種語言，遠比明帝國的官員擁有更多對外經驗。他們曾先後是東印度公司與明帝國的傭兵，也曾扮演荷蘭人與中國生意的中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有時合作，有時競爭。他們的商業路線曾經遠達菲律賓、暹羅、日本，使得福建安海一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思維超越帝國官員與文人的眼界，更非反清復明、忠君愛國等標籤所能說明。」
鄭芝龍最早就是以通譯的身分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他娶了平戶的日本人為妻，他經常率領自己的蓬船跟隨荷蘭人的船隻航行，提供護衛。忽略了這樣的史實要如何訴說鄭成功的故事？這裡沒有提到「南明」，事實上明白排除了從「南明」的角度理解這段歷史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海上集團的興起與消失，不屬於任何一國的歷史，必須從世界史的角度理解。」從「南明」去講鄭成功與台灣史，非但無助於我們準確掌握那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反而是增添了層層誤解，看不到當時海上的複雜交錯現象，以及參與「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的人，他們是如何看待台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