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卓謙】

讀這本書時我仍會想起那些辦公室的早晨，Edith通常是最早回來的一兩個，在我邊吃從便利店買來的三文治時跟我閒聊幾句，可能都是我在問她最近看什麼書、什麼電影，哪個誰出了新書，哪部新戲快要上……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那時辦公室還未開始運作，好像一切都還沒開始，然而一切其實早就發生，只是我還未知道。

在我認識Edith前，就已經知道「蘇苑姍」的名字，讀過她寫的文章，那是篇談論李智良散文集《房間》的文章（〈我不懂怎樣評論──讀李智良《房間》的一點感想〉），我分幾次讀完，對她思考的細緻深入有了印象（沒想到之後跟她成了同事）。如果把她評論過的書羅列出來，大概就知道她關心什麼議題（這好像一句廢話）——《房間》、《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情緒之書》、《時光列車》、《另一個身體》、《生命的測量》……（是否也能從中看出什麼端倪呢？）

同樣地，我讀《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也讀得很慢，只因為覺得沉重。從兩年前開始就覺得自己的心臟負荷能力愈來愈低（心力不足？心血少？），面對他人的苦難，不知怎麼反應，也不知可以說什麼，於是常常陷入沉默。當Edith在後樓梯跟我們談她的事情，很多時我也只能沉默回應。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收錄她寫於過往十多年的文章，那更像是隨筆，絮語，對自己說話，不斷去反思、翻檢、探挖，關於活著，關於生命，關於病，各種反覆繁瑣疲倦疼痛的患者日常，關於「你」，關於公義，關於「絕望如何把人殺死」……有時是看透，有時是迷惘，有時是憤怒，有時是控訴，軟弱有時，倔強有時，如此組成了「蘇苑姍」。

不能承受的輕

Edith的身影比她的文字單薄，好似風一吹就會飛走，這個印象是在她的病復發之後才有（剛認識她時，我對她的病一無所知），有時看見她走路也吃力，好像要很用力才能抓緊地面。聽著她說要隔天做物理治療把骨頭拉鬆以免壓痛神經（做完物理治療也只能換取四五個鐘頭稍微輕鬆的時間），無法想像她的身軀是怎樣承受。無法想像，可能就如她所寫，「……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了解他人之痛的。」[1]

（無人希望知道疾苦，我是知道的。）[2]

曾經約過Edith的稿，文章最尾的句子令我印象深刻，那句用括號括住的話，與其說是控訴／體悟／失望，更像是微弱的回音。一個沒病沒痛的人可能真的不會無原無故去了解疾病，就好像每次都要等到身體發出疼痛的訊號，人才會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坐直、飲水）。疾病諱莫如深地被人敬而遠之，好像不知不講就不關自己事。意義是Edith常問的問題，在言談間她會一直問我對書的看法，就連書的出版也令她疑惑，「為什麼要出？其他人為什麼要知道你的事？」又或者覺得「好似在放負」……

這是寫作者的自我詰問，也是讀者可思考的問題。的而且確，《活下去的世界》不夠正能量，也不是心靈雞湯——我們真的需要更多心靈雞湯嗎？更進一步說，這正是Edith抗拒的：「怕被定義成生命鬥士，怕別人把自己套入框架。要知道，「正」並不完全反映個人心理狀態的正面與否，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所置身的環境——我們這個社會所加諸的道德壓力，關係到社會怎麼去定義病者——只期待正面樂觀（不可放負）。」[3] ——但卻是真誠真實的，如果說我們真的想去了解那些生命中的幽微曲折，單憑「想像」當然不可能，而唯有交流（文字是其中一種）才有機會達至理解。

而Edith渴望的是交流，希望自己的文字至少對一些人是有意義的。

死亡的第四種可能

在我相處中的Edith是談不上消極的（她問我，書中的她和現實的她會不會很大差別），不知能不能說是豁達，但她和她的病好像是一種共存的狀態，她覺得可能是性格使然，也是「不得不如此」，有時她寧可別人不要放大（過度詮釋？）或者太過集中在她的病，「病咪就係病囉」；但對於大是大非，對於社會上的不公義，她卻抓住一個很強的信念：「不應該如此。」

書中提到黃碧雲的《盧麒之死》——我不是在鼓勵自殺。只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死者生前所受之苦，那就等於，他們死後依然受著暴力。常常記起《盧麒之死》中的兩句話：「無法說盧麒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死亡有『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非死不可，只能如此。」[4] ——於是我想起那年跟Edith去浸會大學聽黃碧雲的講座，會後在排隊找黃碧雲簽書時，她問我對「第四可能」有什麼看法，那時我說不出什麼，甚至連書都未看，更不知道那個問題背後潛伏著更大的陰影，而且一直在她心頭揮之不去。

書中不時出現第二人稱「你」，就好像她一直在跟這個「你」對話，那不是文學技法也不是什麼隱喻，而是確實具體的對象。「你」是Edith的男朋友，他在2017年6月跳樓自殺。

從高處。我的眼睛好像慢慢與真實連結。

每個人都可能被迫上絕路，我嘗試感受思維如何在你腦中跑過一遍。

是跳。還是墜。[5]

「你」因為受人誣捏最後含屈自殺[6]，自此Edith的世界以2017年6月為界一分為二。她跟朋友曾試過循法律途徑追討無果，也試圖找涉事機構與另一位當事人，但就連一個「說法」也討不到，一個人的死可以如此不明不白，現實世情可以如此荒誕。「沒有說法」令我想起她罹患的病，一切可以追溯到她小時候輸血事件，但白血病（或癌症）的成因至今仍未有統一說法（非單一成因引起），醫生說未必關事，但又如何解釋？

循現實途徑無果，有段時間Edith把自己栽進文學和電影，瘋狂的讀、瘋狂的睇，好似要在裡面尋找答案，例如大江健三郎的《換取的孩子》（寫他的摯友伊丹十三自殺事件）、賴香吟的《其後》（寫邱妙津的自殺事件）……她讀這些書是想知道如何拉住自己，「如何不跟著他去？」「發生了那件事之後，第一個感覺是自己會跟著他一齊死，因為我們是share同一個價值觀，事後回想才覺得，可以不是這樣……」

她用半年多時間消化他的死，期間知道自己必須找工作、找事情做，於是進了文學館，只是沒想到她的病此時又回來找她……

劫後餘生

Edith的病反反覆覆病發過三次，一次在中四五，一次在她大學畢業出來教書後，而糾纏最耐的這次是在進入文學館之後。「當時大概覺得我難得能再站起來，你（病）又要來搞我……但我很少會有『為什麼是我？』這種想法。」對於Edith來說，她的世界末日早就發生過了，好像之後再大的波折她都能坦然面對，能試的藥就試，能做的治療就做，也不強求，「也不是苦苦求生，有時覺得，就算在現在死去也無所謂。」

「以前會好執著一件事，但在他的事件之後，發覺自己好似沒了脾氣，或者是無力發脾氣，發脾氣都要用好多力的。」而當社會被愈來愈大的陰影籠罩，她反而覺得每件微小的事都好有意思。有時她的家人會以「咁嘅時勢……」做口頭禪，好似現在做什麼都晒氣（例如「咁嘅時勢，仲慶祝生日做咩吖！」），但她會覺得「正正是這種時勢，多微小的事都應該去做、值得去做」。最令她難過是這兩年間因為生病無法看書，她清楚閱讀和寫作的必要，「可以提升自己的視野，幫你講到一啲嘢。」

跟Edith聊天常常會覺得安心，好似跟她說什麼她都能理解，也不會把你的說話當玩笑，那麼認真，那麼誠摯地聆聽，這種感覺在我剛認識她不久就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她的經歷有關——因為在醫院學校待過，我開始明白感受力，同理心（不是同情心）的重要[7]——同理心現在很多人都掛在嘴邊，但沒多少人做到，我問她同理心是什麼，她說「不要把自己放那麼大」。

有時覺得Edith有種幾乎自卑的態度，不想麻煩到人，不想別人擔心，她說想要「不成為別人負擔地生存」，但同時也感受到她積極、強烈的一面：「每朝強烈地想起身，無試過唔想起身。是性格嗎？」

 

註：

[1] 蘇苑姍，〈曾經對稱的感覺〉，《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65。
[2] 蘇苑姍，〈如果沒有在瑪麗下車〉，《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72。
[3] 蘇苑姍，〈那些抗拒著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82。
[4] 蘇苑姍，〈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90。
[5] 蘇苑姍，〈那不存在的光〉，《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82。
[6] 他叫梓豪，被指控偷拍女同事裙底而遭停職，在警察上門時跳樓自殺，在遺書留下「對世界絕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冇做過，冇力再走」的字句。事後警察沒有在他的電話電腦裡找到任何證據。同年九月，他曾任職的機構被揭發財政混亂，令事件更加撲朔迷離。
[7] 蘇苑姍，〈曾經對稱的感覺〉，《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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