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襲警罪成 美籍律師提上訴叩問公義 「失去法治之城，律師還有何為？」
當你見到有小孩被陌生人襲擊，甚至不能呼吸，而你有能力去幫忙就應該去做。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說什麼，這會是一件羞恥的事。
原本任職美國銀行律師的Samuel Phillip Bickett，因為一宗襲警案，罪成判囚4個半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Samuel目前沒有再當律師，雖然失去工作，將來也可能無法繼續留港，但他說，沒有一秒鐘為當日幫人而感到後悔。
Samuel在荔枝角收押所還柙期間，收到不少陌生香港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文字的溫暖讓他知道，這宗案件象徵著不是法治崩壞，而是道德淪喪。
倘若上訴最終被駁回，他會在服刑後離開香港嗎？可以繼續做律師嗎？Samuel反問，「在沒有法治的城市，一個律師還能做甚麼？」這一刻，他的前途充滿著問號，一個曾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業人士，卻淪為階下囚；一個美國人，卻心底裡認同香港是家；這是Samuel Phillip Bickett的故事。
生於離異家庭 母親殘疾窮困 冀讀法律改變人生
2019年12月7日，Samuel在銅鑼灣地鐵站見到休班警員與一名青年發生衝突。他與該名休班警員糾纏期間，曾經肢體碰撞，最終被裁定襲警罪成，判囚4個半月。Samuel被定罪後，服刑一個多月，直至今年8月申請上訴成功，暫獲准保釋，需要每周3次到警署報到。
離開監獄後，他卻從容地接受多間媒體訪問，又在網上討論區發帖文，邀請網民「你問我答」，盡訴這兩年間有關他的官司、個人生活以至對法治的看法，突然間，Samuel的案件再次走進公眾的視線中。Samuel受訪時解釋，他選擇不再沉默，因為香港的法治已蕩然無存，「我已沉默了一年半，那段時間我還相信以及堅持法治的程序，但一年半後，我的沉默是換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以至最終入獄。所以我現在不再相信沉默對於我而言有何好處。」
「我沒有違法，所以我不會讓政權嚇到我。」Samuel猶記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和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何桂藍的新聞，前者在獄中發信，呼籲支聯會切勿自行解散，後者不願意因為保釋而放棄基本個人權利。所以即使Samuel目前在上訴期間，但仍希望發聲，告訴大眾關於他的故事。
Samuel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自小父母離異，父親是中產人士，但母親卻很窮困，亦因為殘疾而無法工作，他在兩邊家庭都生活過，自幼便覺得將來要選讀法律，保護自己，「我得看看中產階級和富人如何用法律來保護自己、自己的財產以及權利。因為窮人永遠是相反的，像我母親般的人，法律是用來對付他們，他們不知如何運用法律，我希望透過個人充權，控制自己的人生。所以從小開始，我就相信法律是強而有力。」
最終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後，開始他的律師生涯。Samuel本身在波士頓一間律師樓工作，2013年因工作關係調到香港。初來乍到，Samuel就被五光十色的香港所吸引，「這裡是國際金融中心，與我出生的地方很不同」，之後更決定留在香港繼續事業。當然，香港亦有令他感到奇怪的地方，「當你出去與其他人飲酒，而我開始談及政治時，人們總是瞪眼看著我，覺得我很瘋狂，這裡沒有人會談政治或公共議題，大家好像……只集中談賺錢。」
他解釋，在波士頓，他和朋友都熱衷於議論政事，但香港，他補充道：
2014年之後，卻不同了。我親眼見證著這座城市的變化。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Samuel形容為親身經歷了課堂上所學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印度聖雄甘地所說的公民抗命……當時他和朋友走到金鐘佔領區，漸覺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提高，「我在這裡認識的朋友，突然變得開始關心政治與法律，不止於影響他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他們真的關心這座城市、關心對方和每個人。」
同一時間，Samuel也記得，那時候警察打人最終還是會被起訴的，包括朱經緯棍打途人案、暗角七警案。「但2019年示威至今，沒有一個警察被起訴，不論是我的案件，還是警員駕駛電單車在人群中穿過，以及不問因由地襲擊一個孕婦、對住一個人噴胡椒噴霧，律政司應該很容易可以提出檢控的......」話題又回到法治身上。
今年37歲的Samuel，過去這些年的工作與法治精神為伴，一直相信的價值，卻在香港這自詡為國際都會的城市幻滅，「在香港，任何公開批評警察的人，無論是立法會民主派、參與示威的人或者像我這般制止警察犯罪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受到法律約束，以及被起訴一些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警察以至與政權有關的人，大眾收到的資訊是，他們不會受法律約束，而我認為這是不可爭論。」
因為有影片清楚拍下當時事件經過，他和律師都曾經評估，認為案件不會入罪。Samuel在庭上作供稱，有人曾以英文「Are u popo？」以及他自己以普通話「你是不是警察？」，詢問該休班警的身份，該休班警曾一度否認，並說「No」。裁判官林希維最後在判詞中指，「popo」是不尊重的說法，警員會覺得被詆毀，而且不認為該休班警在隱藏警員身份。
「這是很滑稽的，他可以說不明白我在問甚麼，他不需要說『Yes, I am a popo』，但他需要說，『Yes, I am a police.』」
Samuel強調的是，每個地方即使在美國，警察部門其實是同出一轍，都有濫權濫暴的情況，「法治被摧毀，全因為有人選擇性起訴一些想要起訴的人，同時積極保護他們不想起訴的人。如果我在美國被捕，發生同樣的事情，我會擔心被不公平對待嗎？不會。」作為律師的他，道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香港警察這兩年最大的改變，不是變得無法無天和更加暴力，而是從前只會針對窮人或無權無勢的人，現在也會針對中產階級。
如果法治「已被摧毀」，為甚麼還要堅持上訴？他解釋，其官司已經說明區域法院已經淪落，但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院，他則相信仍然是未知之數，他希望以自己的案件作試金石，「因為這顯然是錯誤的」；或者，其實是為一口氣。
我只是不願放棄，我這宗案件備受矚目，包括在美國和歐洲媒體都受到關注，政權希望我收聲，甚至離開香港，但我不會迎合他們。法院法官可能只要判不長不短的刑期，便可能令人覺得不值得浪費時間金錢去上訴，這樣的情況即是允許司法機構的腐敗，作為律師，我會盡我所能，試圖挑戰他們。
體會囚牢之苦 做義工續為囚權發聲
Samuel今年7月被裁定罪成，淪為階下囚，但他的家人好友無一不支持他，甚至很多陌生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令他確信所做的事沒有錯。「當你見到有小孩被陌生人襲擊，甚至不能呼吸，而你有能力去幫忙就應該去做。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說什麼，這會是一件羞恥的事。我沒有一秒鐘感到後悔，如果那件事再次發生，我會做同一樣的事情。」
從中環的冷氣房，被關進酷熱難耐的監牢，他有機會認識很多囚犯，當中有三合會成員，也有窮人，以及2019年的抗爭者。Samuel全靠早年在台灣學習的普通話，得以與囚友溝通。Samuel記得，有些人因為毒品罪行被判至少25年監禁，「以前你問我，毒品罪行會被判囚25年，『噢，這太可怕了，我不同意這些刑期』，現在我遇見這些人，聽到他們的故事，不再是抽象的想像，我每天都想起他們的名字和臉孔。整個社會系統旨在盡可能將這些人留在監獄，他們只得到很少工作培訓，即使25年後出獄，他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走回毒販那條路。」
上訴獲批之後，他仍心繫囚友，於是參與了義工組織「Voice for prisoners」，該組織的工作是提高社會對囚友的關注，協助和教育他們出獄後自力更生，他現階段負責做「寫信師」，繼續和在囚人士連結，「盡我可能參與更加多，儘管他們不一定是抗爭者。」
心痛囚權組織「石牆花」解散 未來或離港
在Samuel開始關注囚權的同時，公民社會卻在國安法下面臨瓦解，不少有民主派背景的民間組織和工會都逐一解散，特別談到支援在囚抗爭者的組織「石牆花」時候，Samuel激動道：「警察和保安局到底在想甚麼鬼？我就是不明白，難道鄧炳強的母親不愛他嗎？他到底怎麼了？他走出來攻擊一個沒有倡議公共政策的組織，「石牆花」只是想關懷在囚人士，我無法想像那種邪惡的程度。」因此，除了一般在囚人士，Samuel與朋友近日亦開始關注更多在囚抗爭者，希望以個人之力接手部分「石牆花」的工作。
距離正式上訴聆訊的日子，Samuel估計還有數個月時間，他目前和伴侶同住，沒有再當律師，暫時靠積蓄過活。前路未卜，但Samuel相信之後不會回到老本行，也未必會留港，「一個律師在沒有法治的城市，還能做甚麼？」
過去8年，Samuel愛上了香港，包括這裡的人和事，他說，會視自己為香港人，視香港為家，也曾經計劃過在香港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後開設律師樓，但他說一切在國安法後，已變得毫無意義，「我願意為香港做些事情，但已經沒有事可以再做到。」
他表示，待上訴正式完結，視乎結果，之後會與伴侶商量，計劃到亞洲其他地方或英國等地發展，他希望繼續透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運用在社區組織、囚權或人權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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