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下挽救生命的俠義故事 《少年》導演：無人記得這班人存在過
兩年前，太古廣場黃雨衣身影、屋邨後樓梯紅字遺書……一個又一個生命殞落，對香港心灰意冷，令無數香港人痛心疾首。反送中運動爆發初期，曾出現自殺潮，但有一班人自發組成「民間搜救隊」，嘗試尋找企圖自殺的人，挽救一個個生命。這個故事被拍成電影《少年》，搜救隊堅信「縱使徒勞無功，決不無疾而終。」
「當大家談起運動時，大部分時間都是談矛盾、分歧、撕裂，民間搜救隊正正不同，他們在互不相識的情況下，去救另一個不認識的人，我覺得很俠義。後期已經無人記得這班人存在過，我覺得有責任去講這個故事。」導演任俠說道。
另一位導演林森曾參與「搜救行動」，他記得當日在金鐘一邊行，一邊望著高樓大廈，當刻很無力、很迷惘，很多不清楚的狀態下，唯一仍想繼續的，是希望對方平安，可以跟自己一起行下去。「一場社運有很多不同立場和矛盾出現，但無論如何，對於人、對於生命，都應是最基本的價值。」
俠義精神受觸動 回歸基本的生命價值
任俠名中有「俠」；林森名中有五個「木」。二人性格截然不同，任俠形容自己比較強硬，拍檔林森相對柔和，所以每當演員情緒不穩時，總會找林森安撫，甚至叫對方做「爸爸」；又好似任俠走到街頭時，會被以為是便衣警，嚇得人群四散。不過，二人同樣對於生命有份執著，由社運抗爭最熱熾之時，到公民社會大瓦解之際，花了兩年時間，堅持說一個挽救生命的故事，並低調入圍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及剪輯。
「那時候，大家都想做啲嘢，乜都好，點都做啲嘢，我哋係拍電影嘅，就拍電影。」任俠記得，2019年6月中之後，正當反送中運動如燎原般爆發起來，社會卻出現自殺潮，很多互不相識的民眾自發組成「民間搜救隊」嘗試尋找企圖自殺的人，令他覺得很俠義，很受觸動。「都唔知去邊到搵，都唔知搵到嗰個人係咪就係想自殺嗰個，但大家依然去搵。」
片中有位演員只有十七、十八歲，現實試過和朋友一起尋找企圖自殺的人，不知如何尋找，只知對方叫作「薯條姐姐」，於是他們走遍每個屋邨，一邊行一邊大叫「薯條姐姐」。「成日都話香港人利字當頭，但他們不是，你知道他們找一個人不會得到甚麼，你在屋邨大嗌，分分鐘會被阿叔投訴、被人鬧，但他們都不顧面子，豁出去只為一個陌生人。」
任俠說道：
當大家談起運動時，大部分時間都是談矛盾、分歧、撕裂，民間搜救隊正正不同，他們在互不相識的情況下，很俠義地去救一個不認識的人，這最打動我。
當時，林森身邊都有朋友出現抑鬱，甚至自殺的念頭，其他朋友馬上組織起來尋找，由突然收到消息，在短時間內組織到一班人，再找出不開心的朋友，給予支持，這個過程讓他很大感受。後來網上傳出有人企圖自殺，他亦試過參與搜救，有次去到金鐘一個集合點，遇著不認識的彼此，不知從何入手，只能一邊行一邊望著高樓大廈，「其實很無力、很迷惘，很多不清楚的狀態，唯一讓你繼續想參與的，是希望對方平安，希望那個人可以和你一起行下去。」
他覺得一場社會運動必然會出現不同立場和矛盾，但回歸基本，人和生命始終都應該是最重要的價值。然而，很多人都聚焦在運動的衝擊場面，卻很少提及這個面向。
年輕演員情緒積壓 內心經歷「好想講畀人聽」
他們在2019年7月開始寫劇本，做過資料搜集，問過社工和情緒支援的組織，嘗試了解求助者的心理狀態，繼而再尋找演員，埋班開戲。任俠說，早已預料線上演員不會參演，因此一開始已打算起用素人、新演員，有些甚至從街上「執」回來。就像「星探」又或「騙案」般，他試過在街上跟著一個外表不錯的目標演員，但鑑於當時的社會氣氛，加上一副貌似警察的外表，他的舉動常常惹人懷疑。
有次他在「人鏈」現場，既想支持活動，又想看看有沒有合適人選，當時他見到一班學生，「我問同學們是不是這裏開始，他們即刻如紅海般散開，無一個人理我。我說我不是警察，我有很多紋身，但都無人理我。」當日來得唐突尷尬，今日回想引人發笑，但背後反映的，都是當時社會的繃緊氣氛。要取得對方信任，他說唯有厚著面皮告訴對方：「我們想做這件事。」留下個人資料，再讓對方考慮，就是如此的純粹和坦誠。
但說到底，其實都是講個「信」字。林森記得在選角過程，跟年輕人見面和傾計時，觀察到他們普遍處於一種狀態——「有親歷其境的創傷、有情緒的積壓，好想去講，好想去講畀人聽，他們見到的、他們經歷的事情。」
預告片中有一幕，有位男生激動地哭訴：「我們現在傷的傷，被人拉的拉，你還掛住搵女手足，你無嘢啊？」當日在拍攝現場，每一位看到這一幕無不流淚，因為「演員將自己真實的情緒放入去，震撼了我們」。林森和任俠，異口同聲都說被觸動。「有時演員會在演出時情緒崩潰，說著說著自己又加上一兩句對白『香港無㗎啦，唔會有㗎啦』，對方明明很細個，只有十幾歲，應該是人生剛剛開始，但當刻卻說出相反的話。」
原來在拍攝的過程，也讓每一個人不斷探索，對於這場運動的理解。
遇警截查抄資料 遭揶揄「犯唔犯法係我話嘅」
他們不是沒有經驗的導演，二人都拍過鮮浪潮獲獎作品，任俠執導過《紙皮婆婆》、林森拍過紀錄片《人在皇后》。不過，今次拍攝的難度更高更大，還遇到很多驚險的場景。2019年10月開拍時，正值修例風暴遍地開花愈演愈烈之時，導致一度要暫停拍攝。
任俠憶述，當時民眾對拍攝很敏感，「唔知你拍乜」不肯借出場地，特別是自殺題材就更加抗拒，公屋戲份會被保安查問，街上拍攝會被警察截查，抄下個人資料，受過各種侮辱，例如有警員向他們說「犯唔犯法唔係你話，係我話嘅」、「你識幾多法律都無用，我話嘅」，後來疫情來襲，鏡頭要避口罩，拍攝又要避限聚令。
但他們堅持一個原則，並沒有在真實社會事件的場景中，拍攝虛假的劇情電影。他們始終覺得：「那件事不是為我們拍電影而做，我們不可以利用那個事情，來滿足完成我們的創作，寧願我們再想方法呈現出來。」拍不到的鏡頭，就用劇場形式來表達。
現實就像片中搜救隊 不知結果
有人叫過他們放棄，又話他們的故事已落後於形勢，社會狀況變得太快。最現實是無錢又無其他戲開，當很多人猶疑還應不應該拍下去的時候，他不是沒有動搖過。有一晚，他打電話給林森，問會不會想繼續，對方一口就說「我都想拍下去」，又有個朋友叫陳力行，即是這齣片的編劇和監製，甚至表明「有些私己錢，可以拿錢出來」。義無反顧的朋友，都是他繼續拍下去的理由和動力。
他覺得，總有很多理由可以放棄，但堅持的就只有一個：
後期已經無人記得這班人存在過，我們覺得有責任去講這個故事。
就像劇組裏的「爸爸」、經常處理演員情緒的林森認為，不同人在創作過程一定會有情緒起伏，這兩年時間，「大家一齊面對緊社會很劇烈的轉變，逼著我們面對很多困難，無論是團隊的人、各參與的朋友，都有想放棄、想退出的時候，離離合合的狀態，最難的是如何保持信念繼續去做。」
他坦言：
其實我們的狀態，就好像片中一班搜救隊，都不知道結果，找不找到對方，救不救到對方？演員沒有很多酬勞，有人甚至無償付出，金馬獎之前，我們一直不知道套片未來的動向。如果我們團隊無足夠的信任，會產生很大的懷疑。
任俠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堅持留到最後的演員，「他們沒有包袱，沒有太多理由解釋為何要放棄。他們有一股義無反顧的志氣，我可以很大膽說一句，現在很多演員都比不上他們。」所以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後，得知失落最佳新演員，令他們感到可惜，畢竟彼此一同經歷太多。
上映無期 願與先行者周冠威同行
預告片最後寫有「香港不能公映」，是對香港的創作自由留下最大的敲問和控訴。任俠說，拍的時候未有國安法，但都有預料主流院商不會發行，之後出現國安法，情況就更加嚴苛，再加上電檢修例，「通常做一齣戲，就是等上畫，在戲院公映，現在好似做緊一個無終點的事。」不過，他覺得「拍電影不是為滿足審查，出發點不是這樣，不會說你現在很嚴厲，我們就不拍了，這並不是我們做創作的態度。」
本是香港人經歷的故事，今天卻讓創作者說得困難，觀眾看得艱難。二人都有考慮過《少年》面世後，會面對的問題，甚至被狙擊的「風險」。但林森坦言，可能是作品賦予了自己力量，覺得要去堅持說這個故事、拍這齣電影是「應做的事」。他再想了想，始終覺得「其實我們都只不過拍電影，為何要很快地自己設限給自己？無論是現實或心裏的限制，其實都不需要，如果你相信你是拍電影，那就照直覺而行。」
任俠想起同行路上還有一個人：
我們有個先行者叫周冠威，大家都是拍電影，我們就是同路人，我覺得行內好似有很多人看著他幾時死、幾時出事，現在無事，遲早都有事，我覺得好奇怪，好似大家買緊六合彩，賭一個人有沒有事。你們繼續睇，我和他一齊行，我選擇一齊行，我不想他孤獨地行，這是我的態度、我仰望他、我想追隨他。
一個導演的專業和工作就是拍電影，在他眼中拍下《少年》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就像周冠威拍下《時代革命》一樣，看得平常淡然，有時令他敲問的：
會不會不是周冠威勇敢，而是其他人太膽少？其他同業者，如果可以好似『人鏈』咁拉出來，周冠威是否不會咁孤獨？不會咁特立獨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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