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盟解散屬會頓成「無殼蝸牛」 工會：繼續堅持做得幾耐得幾耐
職工盟創立於1990年，旗下屬會數目最高峰是有97個，會員人數多達14.5萬人。隨著職工盟解散，屬會失去會址，更失去與其他工會交流的聚腳地，有工會成員形容現在就像「無殼蝸牛」，部分要時租地方或在茶餐廳開會，但都會堅持落去，為工人爭取權益。 前職工盟幹事深信，工盟解散並不代表工運會消失。職工盟多年來已把「不認命的精神」種在港人的心中。
前職工盟組織幹事王宇來，2000年加入職工盟，那時剛剛好是職工盟成立十週年，21年來一直擔任組織幹事，與眾多個屬會聯繫，加入初期，他看到交通運輸在城市的重要性，所以便專注於這方面的組織工作，及後亦有跟進碼頭、飲食、建築等行業。
21年來，令他最深刻的莫過於上班兩星期，便有工會說要罷工，他當時和工會一起開會，開會場地正中擺放着一個煙灰缸，整間房間煙霧瀰漫，他笑言自己也吸了不少二手煙。 他形容當時開會是沒有系統的，大家各有各講，王宇來嘗試梳理罷工內容，例如如何籌備、宣傳，那些工友答：「唔洗㗎呢啲嘢，我哋唔講呢啲㗎。」一句便否決了王宇來的建議，最後罷工亦以失敗告終。出身於草根家庭的他，對基層生活十分熟悉，因為同聲同氣，那次失敗經驗後，他很快便取得各個工會的信任，接受他的建議。
多年來，不同行業的工友在職工盟中互相認識，行業之間的隔膜也慢慢打破。大家都會明白彼此也是打工仔，會有一種「出面搵唔到」的大家庭感覺。他舉例，職工盟賣獎劵籌款，就算會員未能參與，也會托人幫忙買獎劵，去支持總工會工作，他形容大家都好「錫住」職工盟，當職工盟宣佈解散時，各工會都有傳訊息給阿來表示不捨。
跟進了多年的組織工作，經歷過大大小小的工運，他坦言香港人在工運路途一點也不平坦，例如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工作，很珍惜自己的工作，特別是基層家庭，工會難以說服工人罷工，加上香港的勞工法例不太完善，造成香港罷工是一件很困難、很艱苦的事。
但他覺得工運「就如潮水一般有漲有退」，亦是跟著社會的大氣候轉變，好像2014年雨傘運動後，很多專業團體出現，工會數量亦增加，整體而言工運是呈現一個上升趨勢。對阿來而言，作為一個「工運人」，最期望的看到工人自發地成立工會。到了2019年，有更多的工會相繼成立，他覺得是多年社運中的巔峰時刻。
然而總有潮退的時刻，職工盟在10月3日正式解散。王宇來坦言，職工盟是不能夠繼續存在，對於多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工會，他感到十分不捨。他覺得職工盟「招牌」即使不復再，但不代表工運會消失。他相信職工盟多年來，已把一種「不認命的精神」種植在香港人的心中。
面對現在的環境，很多人選擇離開香港，王宇來坦言這段時間也會感到沮喪，對未來也充滿未知數，但他卻肯定地說出一句：「但點解要我走先，我咁鍾意呢個地方。」他在執拾職工盟物資時，找到一塊紙板，他說正好代表他矛盾的心情。
城巴有限公司職工會理事長 - 許漢傑，阿傑在2000年加入工會，至今已有21年。看見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十分斯文，亦很有智慧的長輩。他表示自己年經之時十分衝動，脾氣不太好，回望巴士工會成立開初，阿傑指當時成員經常在會議吵架，粗口橫飛，3小時的會議，可能2小時也是用作吵架，他笑言自己也吵過不少。但組織幹事，例如王宇來會從旁協助他們，幫助他們整合討論內容，再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他最深刻的是2003年城巴第一次成功罷工，整個談判行動，職工盟都不斷提供策略，如何循序漸進地與公司談判。當時有巴士司機過了試用期後不獲公司「長約」，加上當時巴士公司，有些不合理的政策，他們在3個月中不斷與公司開會談判。當最後一次談判破裂後，他們便發起罷工行動。但當時不是太多司機響應，因他們擔心被公司「炒魷魚」，罷工一日後，李卓人找商經局介入事件，並向政府解釋工會的訴求，而當局立刻聯絡勞工處及運輸處斡旋，與城巴管理層開會，公司當時答應工會所有訴求。他形容是一個「100%全勝」的工運。及後公司和工會的關係亦有改善。
雖然該次工會是「全勝」，但他在罷工的過程中亦受到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家人方面。當時的社會比較傳統，「罷工」行為都是「大逆不道」。他還記得自己因罷工第一次上電視的時候，家人都對他很多不滿：「阿傑，你罷工唔怕醜嘅咩？」亦擔心他會失去工作。但在「大獲全勝」後，他亦可以自豪地告訴家人，罷工雖然是件大事，但不會被炒，更會改變到薪酬待遇。而自此以後，他亦清楚工會一直以來走的路線是正確的，也更投入工會的事務。
在職工盟解散後，失去了一個開會地方，阿傑表示工會就像一隻「無殼蝸牛」。他指工會每個月都要開會，而現在要時租形式租場地，都成了工會一筆很大的費用，而有很多以往可給予會員的福利，都因資金減少，比以往更精打細算，失去穩定場所，每月尋求場地也成了他們一大煩惱。職工盟的解散，亦令他們失去了一個聚腳地，以往閒時會上去和其他屬會談天，現在很難再和其他屬會有交流的機會。
一直以來李卓人強調職工盟屬會都是獨立自主的工會，職工盟不會參與有關工會內部的決策，亦強調其聯會身份。但職工盟仍會提供一些工會教育，例如教導工會如何召開記招，應付傳媒。職工盟解散以後，各個工會由工盟傳授的知識，仍然可以繼續運作，他表示：「如果當初無準備，所有屬會一定即散。」他感激李卓人有這個遠見，各個工會才得以有能力堅持。
「佢哋真係付出好多。」提及李卓人及吳敏兒，阿傑多次激動落淚，形容他們「無私咁將個心拎出嚟做嘢。」他也感慨他們有心，卻有這樣的結果。阿傑亦常常寫信給吳敏兒，表達他的自責「我哋爭你好多，我哋好似匿埋喺後面，你就喺前面衝，好痛心。」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他唯有埋首工會的工作，繼續爭取勞工權益。他回想加入工會的初心很簡單：「係我嘅嘢，我就要攞翻。」他笑言:「其實我好自私，我只係想維護自己嘅權益，只係我份人比較多事，先做多啲嘢」。對於香港工運的未來，他覺得仍有希望的，但取決於人們有多堅持，他亦以自己以往心急的性格寄語年輕人，要靜靜等待，不要急於求成，最重要的是工會依然存在，好讓人們可以繼續聚在一起。
對香港的工運歷史中，碼頭工人罷工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理事黎馬建，性格十分爽快，自我介紹時簡單一句：「叫我黎馬就得啦！」，他1993年進入碼頭業界，但一直都只是一個普通的碼頭工人，只懂上班下班，直到2013年碼頭工潮爆發，他才醒覺自身的權益，加入碼頭業工會，他當時只有一個想法，「作為碼頭一份子，行出嚟係好理所當然嘅事」。
葵涌貨櫃碼頭，圍着高高的鐵絲網，黎馬一邊圍着貨櫃碼頭外圍走，一邊指向鐵絲網內的 一大片範圍，「嗰時呢度全部都係帳篷，由嗰度一直伸延過嚟。」令他最深刻的，就是當時不同屬會以至全港不同界別的人，聽到他們罷工的消息，都山長水遠地到葵涌貨櫃碼頭，為罷工工人送上物資，物資更一度多得職工盟要呼籲暫停捐贈，時至今日一眾碼頭會成員也會在3月28日一起聚餐，紀念這個香港工運史上重要的一天。
受訪當天，他右手包紥着，原來是十多天前因工受傷，但因他是兼職，所以「手停口停」。5年前他是一位有「長約」的碼頭工人，當時他發現勞工處每次到公司作突擊安全巡查，都會有事先通報，好讓公司作出應對，及後他揭發事件，最後公司以資源調配等理由辭退他。他從來沒有後悔當日的決定，作為工會成員，他覺得面對不公義的事就應該發聲，他亦深信「最緊要自己係做緊正義嘅事」。
他認為工人面對公司欺壓，都未必發聲，大家都害怕「和老闆過唔去」而失去工作。他慶幸職工盟當時為工會提供很多支援，教導他們法律知識，知道什麼是自己的合理權益。經過是次罷工，他認為不同行業因而有所覺醒，會了解到受壓迫的時候，要學會發聲。
職工盟解散後，工會便失去了一個發聲的平台，黎馬表示，一直以來職工盟都有跟進一些勞工權益的個案，亦會協助開記招等事情，給他們提供策略。他還記得，自己曾到僱主的辦公室抗議，抗議用的橫額，也是借用職工盟的地方以及影印機製作，作為資金不多的工會，借出影印機已是很大的幫忙。但現在再沒有職工盟借出場地、物資，工會很多工作及行動都會變得困難。但幸好工會之間都會互相幫助，一些大型工會也會借出場地給他們開會。
面對職工盟的解散，大小工會都會面對不同的困難，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在職工盟眾多屬會中，算是一個小型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組織幹事梅錫志表示，工會會址以及開會場地都隨着職工盟解散而一併消失，家務助理總工會收取的會費很少，每年只需繳費120元，以他們的資金難以負擔一個新會址的租金。最近幾次開會，也只能夠在餐廳舉行，難以商討事宜，因缺乏私隱度。
另一個難題是招攬新會員，以往新會員大多數是透過在職工盟培訓中心課程當中作招募，培訓中心停止服務後，工會難以接觸新人。加上家務助理也屬於零散工作，平常也難以接觸家務助理，缺少了這樣的一個平台，工會難以提供一個平台給他們訴苦以及提供協助。工會在職工盟解散後，也有商討會否開辦培訓班以增添會員，但始終工會一時間難以取代培訓中心的工作，亦未必有這樣的資金。
家務助理總工會也算是職工盟初期的屬會成員，家務助理們對工盟解散都感到不捨，但理事都覺得要繼續營運下去，因為在香港婦女零散工作，也是一個比較少人關注的議題，工會的角色便顯得更加重要，如果工會消失，外界變難以知道家務助理的困難，所以也決定「行得幾耐得幾耐」，堅持繼續營運。
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在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當天許下願望：但願不久將來，香港工人運動能種出更堅實，更美麗花果。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觀看原文： 按此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