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見中大二號橋鐵絲網與刀片 陳健民：小監獄走向大監獄 談來台見校園重現連儂牆 激動哽咽
「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目前在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系擔任客座教授，他今（27日）在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香港抗爭運動的轉型與困境」專題演講，提到他出獄隔天，重回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看到橋面上架滿鐵絲網和刀片，「感覺就像從小監獄走向大監獄」；他說到來台後，看到學校大樓下一大片連儂牆重現時，一度激動哽咽。陳健民認為，香港運動策略「如水抗爭」，受苦也是一種抗爭，香港人產生受苦共同體，將是未來最大的力量。
2012台灣社會學年會今在東吳大學舉行，為期二天的論文發表與論壇活動中，有多場以香港抗爭運動為主題；包括陳健民以「香港抗爭運動的轉型與困境」為題發表演講，他也擔任「香港與社會運動」論壇主持人；另外，圓桌論壇則以「時代革命VS.極權淨化」為主題，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等學者與談。
台灣社會學年會理事長、台灣大學社會系主任林國明接受眾新聞訪問時表示，台灣社會仍然非常關心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所以特別邀請陳健民發表專題演講，從參與者的角色探討抗爭經驗與轉型困境。今年透過學會安排的主題，也讓實際進行香港研究的學者與關注議題者也能進一步交流，希望「壯大公民社會，共創光榮時代」。
陳健民今年7月20日來台擔任政大社會系客座教授，今天他在發表演講時，提到來台這段時間的感受。他說，以前在坐牢時，沒親眼看過香港的連儂牆，出獄後，街上的連儂牆都被清掉了，只剩殘存痕跡；但在他目前任教的政大社會科學院大樓下面，就有一大片連儂牆，「這些都是台灣年輕人貼的，在今日香港已看不到，所以感受很深」，話未說完，一度哽咽不能言語。
陳健民在2019年4月24日因「佔中運動」被判16個月，他說過去在大學教書很忙，沒時間看書，沒想到在獄中卻看了約50本書，他開玩笑說，「若朋友抱怨沒時間看書，我就勸他們去坐牢」。
陳健民感慨地說，他坐牢時，也是香港社會反送中運動最動盪的時刻，當時若他人在外面，現在應該和戴耀廷一樣，正在等待審判，或可能坐10年牢，而不是在這裡演講。他覺得這是上天的安排，今天才有自由來到這裡，「原本以為我再也沒機會教書了」；但從過去參與的經驗中，他也完全可以感受，2019那年香港人遭遇的痛苦。
陳健民回憶，他離開監獄第二天，就回到中文大學二號橋，也是2019年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的地方。很多在大學裡工作的人跟他分享當時經歷，其中一人說，當時有一位受傷學生心臟曾停止幾秒鐘，但他寧願死也不願送醫院，因為他不信任警察，不知道送到醫院會發生什麼事。
令他最難過的，就是校方為避免再發生堵路抗爭，橋面上架起了高高的鐵絲網，上面還有刀片，場景就跟他在監獄裡一樣，那是監獄為了防止受刑人逃獄，在校園看到此景，令他感到極大衝擊，「就像離開了小監獄，反而進到更大的監獄」。
陳健民也說，他在牢中時，只能看無線電視，所以看到的都是學生打警察的畫面，他當時有訂閱《蘋果日報》，文字上，可以從報紙找到平衡的角度，「我看了一整年，從政府的角度看運動，我是支持非暴力的人，看到抗爭者打人，產生很多疑惑」。
他說出獄後，透過各種管道重新檢視當時發生的事，反而從更中立的角度，清楚反思為何香港會從非暴力抗爭，走向暴力邊緣這一步。
陳健民專題演講從動員方法、策略、身分政治與認同，針對80年代以來的三個主要運動，包括1980年代的舊民主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進行比較與分析。例如從動員方法來看，就可以看出，從最早1980年代以司徒華為代表的爭取普選民主運動，仍是集中領導的模式；到了雨傘運動，則轉向搖擺的大台；反送中運動，則是無大台或分散領導的模式。
在策略方面，陳健民提到從和理非到勇武不分的轉折，他說香港沒有「公共空間」，以前要抗爭，只能到維園，距離立法會有幾公里之遙，但還是有許多人到此集會表達心聲，「以前當社工，組織群眾有二百多人上街，就覺得很厲害，後來則是「沒有20萬人上街，就覺得很失敗」。
他說在雨傘運動時，已遇上碰到法律邊界的問題，當時他已做好犧牲的代價，「違法是要給當權者知道決心，大家都會被捲進來，因為可能坐牢、無法當教授，或放棄已在中國大陸做了多年的事」。
雨傘運動的發展，有公民抗命1.0和進階2.0之分，陳健民說，以前違法，他們是大家手牽手等著被抓，願意坐牢，也會到警局自首；但後來學生覺得即使非暴力，也不能光坐在那裏等著被警察抓，更不願去自首，他們面對警察時高舉雙手，因為他們只是堅持非暴力。2016年的魚蛋革命是勇武派的做法，對學生產生更大的影響。
到了反送中運動，再提升到和勇不分，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來做，陳健民民說，他在出獄後一年，很多被抓進去的年輕人說，看了很多他的書《獄中書簡》，希望他能跟他們說說話，所以他去見了很多被關的抗爭者，「他們都是最勇武的一群人，但一坐下來，沒有罵過和理非沒用」。
陳健民還聽到很多人說，當年佔中運動時，他們還猶豫著是否走上街頭，「實在是因為追求和平的路已走盡了，才會走到這一步」；因此，在這個相互理解的過程中，也產生相互包容，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在談到「身分構架」部分，陳健民說，香港回歸後，從最早的「我愛中國、我愛香港、我愛民主」，只要求保持現狀就好；到雨傘運動時，已是「民主回歸的終結」，但當時仍避免用「革命」這個詞，大家爭取的還是基本法容許的最終普選，不願講推翻政府。
雨傘運動後，他認為民主回歸破產，北京認定如果香港推行一人一票的普選，與港獨無異，因為已產生一個政治實體；所以，到了今天，選舉候選人是被篩選的，結果連親北京陣營都很難找到候選人，「光給你一人一票，是沒有意義的」；他說，這也是當年他反對「八三一決議」的原因，因為已經今天的結果一定會發生。
到了反送中運動，則是本土意識全面崛起，陳健民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的話：「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來形容這個過程。
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最後成功了一項，即撤回「逃犯條例」修正案，卻換來更恐怖的國安法，更出現全面鎮壓，目前超過一萬多人被抓，2500多人被起訴，這是相當令人難受的畫面，「我的好朋友不在監獄，就在台灣，必須做出選擇，這就是香港」。
陳健民提到，香港《蘋果日報》被打壓，教育遭整肅，警察、警槍、警棍才是管治的武器；區議會被DQ，教協、職工盟、支聯會接連解散，老的公民社會團體都垮掉了。
面對困境，香港人還能做什麼？他提到黃色經濟圈，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抗爭（lifestyle movement），如水一般的抗爭，沒有大台，透過網路，「香港不能遊行集會，公民組織解散，現在只能支持黃色經濟圈商家，網路還有米豬連指南，要消費前，先看是黃店才消費」。
更重要的，有很多人做了很微小但重要的事，例如寫信師，他在監獄師收到近二千封信，每天監獄收到的信有三分之二都是寫給他，令牢友們都很羨慕；這些信對坐牢的人是很大鼓舞，因為在裡面難免會懷疑，大家還記得他們嗎？是否已忘記，不再爭取民主了呢？透過寫信，可以讓這些人得到鼓舞。
陳健民說，其他如旁聽師和送車師，即使大家互不認識，透過受苦的共同體，讓這個社會覺得有共同的命運；這令他聯想到波蘭工人團結聯盟，即使組織已死，運動猶生。不管政府經年累月的打壓，只要信念還在人的良知裡，良知是不會死亡的。
對於大陸的發展，陳健民也提醒台灣，就算「去中國化」，也要非常小心，有些人覺得只要關注台灣的發展就好，不用管大陸，但這樣很危險，因為不管喜歡與否，大陸每天都在影響台灣發展，就算只把它當成對手，也要理解它的邏輯。
陳健民說，香港目前雖然無法在政治上做一些事，集會遊行也被限制，但走進社區，從環保、生活議題等各個層面，深根細琢，重新透過社會議題，還是可以讓運動有生命力。他說，香港雖然無法像波蘭團結工聯一樣，背後有如此龐大的支持力量，但「受苦也是一種抗爭，透過受苦共同體的形成，維持意志，產生共同的命運，未來將是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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