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金馬加場放映《少年》 任俠、林森、陳力行：「電影圈應該屬於認真做電影的人。」
7月16日，法國康城影展宣布周冠威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作特別放映，撼動全城。沒料到10月11日，台灣金馬獎公布《濁水漂流》獲12項提名、《時代革命》入圍最佳紀錄片之餘，還有一部由任俠、林森執導的《少年》，獲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輯兩項提名。
第58屆金馬獎將於今晚（27日）舉行，《少年》原定三場放映，開售8分鐘內門票售罄，後加開兩場，日前該片率先獲台灣金馬影展及亞洲電影促進聯盟頒發「奈派克（NETPAC）獎」。
《少年》有兩大特點 —— 聯合監製、導演及編劇，體現2019年反修例運動「無大台」的本質；還有就是「香港不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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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走優越特權
「看不到便算了吧，生活有很多遺憾。」任俠說來淡淡然的。「大家都看不到，這就是失去自由的代價。今年有部《少年》看不到，明年就輪到《賭聖》不能看，再隔一年連《家有囍事》也看不到，大家一起承受這代價。」
行內人想先睹為快，同樣是「不」。「要看，到台灣看。」任俠還是那抹淡漠。 「（觀眾）看不到，評完電影，還是看不到，那只是多了一個說法。」林森的補充，有點溫度。
「大家都在等待的狀態；作民間放映，不知何時又觸碰紅線。」與任俠聯合監製和編劇的陳力行再補充：「金馬提名前，沒有想過在香港的後續安排。」或者，再等等。
台灣在金馬獎公布前，安排了三場放映，10月30日開售，短短8分鐘，門票全部售罄；後再於11月4日宣布加開兩場，門票1分鐘售完。
「今屆鮮浪潮有部（競賽短片）《執屋》（被電檢拒絕放映），因為我們每部都會寫影評，就問可否先看看。」任俠說起，當時一位友好影評人反問：「怎麼影評人就有資格優先看？」也有行內前輩要求一看：「你們看了，是否會撐她（導演莫坤菱）？是否敢去電檢處要求approve（通過）放映？你只是看看，然後評評，但大家都看不到，那只是有種優越感。」
回看，《少年》也是在「自己撐自己」下完成，然後卻不獲香港片商安排放映。原因，你明我明，然後，默許？
既然電影無法上映，讀得再多的影評，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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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做啲嘢」
把時間回撥到2019年6月，任俠、林森和陳力行，都是那樣夾雜在100萬人、200萬人中，為自己，為這個城市發聲。
「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看過很多晚直播、或者在現場看；大家身處城市某處、某個點，一起見證過某些 moment（時刻），很多情緒疊加起來，就是想參與。」林森說，當時沒想過用甚麼形式：「沒想要拍一齣電影，只是有種感覺想『一齊做啲嘢』（跟其他香港人一起做些甚麼）。」
當然，也因為有「加速師」。「有天，兩個小朋友在家睡午覺，樓下又在放TG（催淚彈），我把窗都關起來，還是聞到（TG氣味）。」當下林森很糾結，是要帶着孩子離開嗎，但外面氣味更濃烈：「細仔才半歲，抱着他，有一刻感受很深，在想難道下一代就要不斷承受着（這些）？」那天之後，他反覆在想：「是要冷眼旁觀，抑或也可以做點甚麼。」
最觸動任俠的，是7月1日的「齊上齊落」：「示威者的團結，無私去救人，那是以往無想過（公民社會）會發生的事。」他認為，那天是開展香港社運的新篇章：「當晚香港人的身份、氣質，截然不同了，也展現了甚麼是命運共同體，那不是單純血緣的關係。」
後來有前輩跟任俠談起自殺潮，想以此為背景拍短片。跳過其間的曲折，最終任俠寫了《少年》的故事大綱：「電影源於生活、源於社會 ，當時發生很多事件，每天心情波動。」梁凌杰的輕生，令大部分香港人心痛：「對極權，每位輕生者只是數字；但對我們，每條生命都是一條生命，他有他的過去、生活、 朋友。他們為了訴求，或者所相信的價值，而獻出生命，這件事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林森也在其他媒體訪問提過，當時身邊有朋友出現輕生念頭，收到消息後，短時間組織到一班人去尋找，然後找到那位朋友，給予支持，過程讓他感受很深。後來網上傳出有人企圖自殺，他亦參與過搜救，但總是不知從何入手，感到無力，但期盼着對方平安，總是繼續參與。
本身是專業影評人的陳力行，有次與任俠相約遊行，聽了故事大綱，便很想參與其中。「記得有次在旺角，看連登說有個女孩企圖自殺，大家都四出搜尋她，最初說她在將軍澳，後來又說在九龍城，我就想她會否來了旺角，會否在附近見到她；當刻有個想法，我身邊會有人企圖自殺嗎？ 我會否就和他擦身而過？」不知道。這是否《少年》其中的情節？但後來陳力行就與任俠聯合編寫劇本：「去他家，開了google doc（文件程式）就一起寫對白。」這也是陳力行首次參與電影編劇。
任俠形容陳力行是生死之交，二人在2019年社運爆發時，相約遊行，開始稔熟：「我們不是紀錄片工作者，沒有在現場拍攝，只是去感受、消化，思考如何去創作。」他認為，2014年雨傘運動後，雖然出現不少短片創作，盛載了各樣情緒，但未有經過消化：「創作有轉化過程，（我）傾向多點消化。」
每個創作都不會是一蹴而就。《少年》出現前，當然要面對無盡難題。
俠義
由最初陳力行到任俠家中一起編寫劇本，然後籌集資金，再邀請林森擔任聯合導演，甄選演員，到2019年10月開拍，兩組同時拍攝，但游擊式街拍受阻，又遇上理大圍城事件，人人情緒波動，繼而資金緊絀，拍了7組戲，便要宣告停拍。然後，是看不見盡頭的疫情、限聚。
2020年9月，眾籌加上陳力行及任俠各出資10萬元，約有60萬元，修改劇本後，再次開拍。「演員上學、上班，情緒波動，有的退出，大家知道困難重重但都很loyal to project。」林森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也是眾人的「爸爸」，團隊最需要的「定海神針」：「這些就是面對的困難，但無出現過放棄的情緒；後來嘗試再組織一下，重新出發。」
很艱難嗎？在香港，哪有創作不艱難？不困難嗎？你來試試看。
《少年》交出的，是一個俠義的故事，展現了團結的力量。
「這場（反修例）運動強調『無大台』，通過連登、透過網絡，自發組織，互相連結。」人如其名，任俠說沒想過要「一人獨大」：「如果要光環，可以編劇、導演都是我自己，這樣沒有意義。這電影的本質就是無資源，更要集合力量，大家團結咬緊牙關，才可以完成。」
電影開拍初期經歷發起人的離棄，但陳力行說，他們反而沒想過放棄：「無論演員、crew（拍攝團隊），甚至後製，都feel到solidarity，很團結 。」
任俠曾向媒體說，三人看過《少年》初剪後，都哭了，片商亦很滿意，不過無法排片上映。
雖然失望，但不是絕望。任俠以下的一段話，值得紀錄：
我們最大的老闆是香港人，有香港人看的電影，就是香港電影；我們就要是拍給香港人看，不是要賺錢，我們就是要說好香港人的故事，希望可以做好創作，我們相信是未來趨勢。
他們要證明有決心，就可以拍出代表香港的電影，那怕左湊右夾，那怕只得60萬元。「電影當然關資源事，但又不是百分百關資源事，是關乎你有沒有決心。我們有新作品，不是靠老闆、靠表忠，不需要做太多跟電影無關的事。」
任俠看過一個關於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的評論：「提到他的新歌（Fragile 玻璃心）在Youtube幾天，已有500多萬views（瀏覽），這市場不比中國大？這才是未來市場。」他認同，創作人應朝向這個方向：「如果到今天還要靠表忠，證明你是個無能力的人。」
《少年》無法在香港公映，當然是遺憾。
任俠提到，台灣導演楊德昌作品《一一》，當年亦未有公映；「內地導演賈樟柯的作品，同樣未曾在內地公映，甚至最好的電影都是未有公映過，但沒有削減作品的影響力。」
他們是誰：認真做電影的人
在台灣金馬獎公布提名後，任俠、林森和陳力行，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可是，除了只看到預告片的《少年》，他們三人又是何許人？
同為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生，任俠就笑着形容，高他一屆的林森為「社運老馬」，早於2007年已交出紀錄片《人在皇后》。
林森的姐姐是當年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委，所以他常流連於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那時的他16、17歲。「本來是去結他班，結果無上過堂，多數去看電影、聽人開會。」當年，他結識了不少參與社運支援的朋友，又因住在深水埗，對市區重建政策比較關心 。
林森自言沒有大學生的理論基礎，但喜歡拿着DV攝影機作紀錄：「天星、皇后碼頭清拆時，參與留守，留在該處生活，前後8個月，那時19、20歲，比較投入（社運）。」後來，他考進演藝學院，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都曾有他拍攝的身影。「佔中期間，有作即時記錄，然後上載到YouTube，但當年公民記者未流行，view（瀏覽）最多一百幾十。」
參考林森的介紹，除了《人在皇后》，其他作品都貼近社會，包括《夜以作日》（2009） 、《暉仔》（2011） 、《空中樓閣》（2012） 及《綠洲》（2012）。他亦是mm2新晉導演計劃得獎者，剛完成關於香港清潔工人故事的拍攝。
他提到父親在街市經營魚檔，沒有要他愁生活、愁買樓，讓他自在關心人和事，聽着南亞裔人士被喚作「阿差」，心就是不舒服：「2019年令香港人身份多了意義，原來香港人都有值得拿出來談論的價值觀；原來南亞裔都是『手足』，擁抱共同價值。」他說這兩、三年的轉變， 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
任俠惠州出生、深圳長大，2008年才來香港入讀演藝學院。來港前，是位霹靂舞者，年幼已喜歡挑戰內地的體制：「學校說周六日回校補習，說是自由選擇，但不回去會扣分；不交補習費，會影響升學，我就寫匿名信給校長。」 他說自己深受爺爺影響，名字也是爺爺取的，就是要他有俠義心。
他爺爺是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員，飽讀詩書，隊中負責文宣，仕途順遂，後來文革被批鬥，貶到惠州當校長。「父親曾埋怨阿爺性格不那麼剛直，貪一點，家族不致於默默無聞。」他跟父母關係不好，父母離婚，對他們的拜金庸俗，大概是感到嘔心。
任俠的嫲嫲是生於香港的富家女，日戰前家族最輝煌時，在中環擁有一條街，喜歡讀書想當教師，「她最珍藏的一張相片，是穿起英屬學校校服拿着藤籃。」家人反對她讀書，她後來看到表姐穿軍服的照片，以為內地是思想自由的地方，就回到國內去，「命運從此改變，認識了阿爺，因為文革被批鬥，精神崩潰、斷了左手，燒爛了腳。」不過，因為嫲嫲懷念香港的生活，常拉着任俠陪着看粵語長片。
來香港生活之初，任俠自言仍是「大中華膠」，覺得不可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直到演藝一位女同學這樣跟他說：「你也是來自單親家庭，香港就像給父親拋棄的兒子般，跟着養父母長大，後來父親發了達，突然說要兒子跟回他姓；究竟是父親有問題，還是兒子有問題……」他說當刻無言，但亦讓他重新思考「身份」這回事。
任俠的作品都以動物取名，包括畢業作品《猴子》、《龜》及《螻蟻》，後於2018年憑《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百萬首獎。他也是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發起人之一，最近與兩位友好影評人陳力行及安娜，以「古嶺渡」筆名，在明報副刊寫電影專欄「叄頭陸臂」。
陳力行本身是影評人，在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電影研究系以一級榮譽畢業，後於華威大學取得電影及電視研究碩士學位，研究經典荷里活電影、電影評論和電影美學。最近成為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2014年雨傘運動時，他在英國唸大學，曾與當地過百名香港人，在中國大使館外參與絕食，抗議香港警方向市民發射催淚彈。他父母在油麻地經營茶餐廳，形容媽媽「好正」：「雨傘時，見到學生那樣感覺心痛，會送奶茶出去；雖然父母都忙搵錢，但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六四遊行就算八號風球都會去，有些底綫是會堅守的。」
陳力行是在影友會認識任俠，並一起創辦「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認為低限度資源也可以拍到好電影；《少年》就是示範作。
《少年》的電影配樂由日籍福島章嗣 (Akitsugu Fukushima) 編寫。Aki是位結他手、作曲家和音效設計師，同時製作電子和後古典音樂，為電影、劇場和視覺作品配樂。他現居澳門。
「電影就是說故事，不是在於有無資源，試想2億元可以拍到幾多套《少年》？」任俠說，如果把2億元交給新導演，可以拍出百多200套作品，可以回到「1980年代香港電影輝煌時期」。他們的烏托邦——香港電影圈重新定義，應該屬於認真做電影的人。
任俠現正身在台灣，可以在大銀幕看《少年》，他也將出席金馬獎頒獎禮。「如果《少年》無入圍金馬獎，根本無人知道有這個作品的存在，可能收在櫃桶底便算了，但開始時一定有期望，相信這不是無價值、無意義的事。」
無論《少年》成績如何，他們已計畫眾籌250萬元，拍攝長片，「《少年》60萬元都能完成，我們有行動力，想即刻再拍；拍不到長片，就拍短片。」
忘了問他們幾多歲，不過無論他們是否不再少年，認真做一件事，那怕徒勞無功。
他們說的：「縱使徒勞無功，決不無疾而終。」（Even if in vain, we will 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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