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手記】鄒幸彤、何桂藍讓我在法庭看到一場枷鎖重重的政治辯論
開審當日，何桂藍答辯時語速明快，高聲謂：「明唔明白都唔會認㗎啦，回憶即使有罪，真相怎麽敢無言。」坐在犯人欄外的法庭書記看着手中的速記，面有難色，一時間未能翻譯語句的完整意思。
何桂藍隔着玻璃催促：「翻譯吖唔該！」法官胡雅文此時打破僵局，指示書記無需翻譯，明言法庭只需知道被告是否認罪。
一句23個字的說話，法庭只關心三個字：「唔會認」。
這場審訊的主角是維園六四晚會，但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都與審訊完全無關。就本案而言，法庭只關注被告有沒有煽動及參與集會。
或許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但這是法庭的日常。過去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反修例案件之中，反修例運動的背景、來龍去脈、政治理念，同樣不會獲法庭考慮。
刑事法庭是一個真空，外間世界在庭內是殘缺的，只存在於紙張上，由控辯雙方律師桌上的數千頁文件所建構，這些文件以外的一切，無關重要。
偶爾有反修例案被告會把握求情或自辯的機會，冒着被視為「毫無悔意」的風險，表達對社會現狀、司法制度的想法。但同時，亦有不少被告選擇認罪，接納控方向法庭提交的指控，以換取三分一的減刑折扣；即使不認罪，被告在律師代表的建議下，對案情的挑戰亦相對保守，甚少會牽涉政治理念。
鄒幸彤和何桂藍，是首批將法庭視為政治辯論場，試圖與檢控方爭奪話語權的被告。皆因她們相信，即使是在枷鎖重重的司法制度中，仍然存在反抗體制的可能。
鄒幸彤：我無法一邊說燭光無罪，一邊認罪
鄒幸彤是一位大律師，案發時擔任支聯會副主席。六四時，她只有四歲，「只記得電視上乒乒乓乓的吵吵鬧鬧，媽媽在一旁不停的哭，問她她也說不出話。」自小學起，她每年都跟着母親參與維園六四晚會，在一次訪問中她說，那些充滿燭光的夜，喚起了她一種原始的正義感。
她在還柙期間撰文反問：「即使認罪，在陳情時痛斥政權的不是，闡述所相信的人權價值，效果不也是一樣嗎？」但熟悉法庭程序的她深明，一旦她認罪，就等於承認控方對去年六四集會的所有詮釋，庭上論述的空間便會徹底消失。她直言：「我無法一邊不認錯，說燭光無罪，一邊認罪，承認自己叫大家上街點燭光是在叫人犯罪。」
鄒爭議她當晚只是與支聯會成員在維園進行私人集會，她並沒煽動他人加入參與，只呼籲市民在全港各處「遍地開花」，維園或以外的地方燃點燭光。鄒曾在主問階段明言，支聯會選擇維園，是因為它強烈的象徵意義，「一個代表反抗專政、對抗政權謊言的象徵」，入維園是為恪守對八九死難者、難屬的承諾。
她作供回答問題時語速明快、態度平和，每當遇上令她不解或質疑的問題，她的回應總夾雜笑聲。她也有不茍言笑的時刻，當控方形容李卓人在維園叫口號是「表演的一部分（a part of the show)」，鄒收起了笑容，回應：「六四是一件很莊嚴的事，不是一個表演。」
好了，你的答案就是不同意
在法庭的語境底下，鄒的答案有時顯得略為冗長和重複，似是執意把握每一個回答的機會，盡可能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反駁控方對事件的詮釋。
控方盤問時曾指，李卓人在案發當晚一個訪問中表示，他們眼見很多人預備進入維園，覺得「非常鼓舞」。控方質疑若支聯會真的在進行私人集會，「為什麼要關心人們準備好進去呢？」
鄒答：「我們見到市民在警方無理禁令下都堅持悼念六四，即使維園沒有支聯會主辦的燭光集會，有不少人仍然選擇在維園悼念，去捍衛這個陣地，那為什麼不應該受到鼓舞呢？ 剛剛都提過，維園的燭光，除了當初初心是平反、追究責任之外，屠城的責任，其實經過31年，它是香港最強的一個反抗的標誌，顯示我們和中國大陸有不同，我們支聯會有我們的承擔，我們要去維園，每一個市民都可能有他的答案他的原因，要去維園，警方只是禁止一個通知集會，維園不是一個禁地。 中央草坪這裡提到的，一直是開放的。 甚至每個禮拜日外傭姐姐都會聚集⋯」
正在抄寫證供的法官胡雅文，此時不禁抬頭打斷：「好了，你的答案就是不同意。」
No No No 與案無關
控方續指，李卓人是說支聯會期望香港人加入他們的集會，法官補充一句提醒：「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鄒不同意，表示支聯會只希望市民參與網上集會。
控方重提「非常鼓舞」，指支聯會期望其他人一起入維園，鄒答「No，但你要畀我講原因」，法官一連說了三個「No」，謂：「原因你已經答了，我記錄下來了。」鄒顯得無奈，未有繼續堅持。
鄒曾經希望傳召八九民運工人組織領袖韓東方，以辯方證人身份出庭作供，向法庭講述六四鎮壓事件的歷史，惟法官最後以「與案無關」為由，拒絕申請。
鄒被定罪後，選擇解聘律師，在犯人欄內用英語自行陳情。她說，二萬人因參與去年六四集會被認定為罪犯，然而，他們的共同經歷是無關，歷史是無關，政治是無關。她說：
政治打壓的現實永遠不能在庭上得到證明，因為這樣的證據，從來不可能獲准呈堂。
何桂藍：不容審訊歪曲對事實與記憶的定性
何桂藍曾經是一位記者，因為採訪2019年反修例運動而為人所熟悉，後來她選擇投身政治。何在六四事件後一年出生。案發前一天，她在Facebook帖文上寫道：「除了工作需要，我基本上沒有到過維園六四晚會。」過往的六四集會，她沒有太大好感，「只覺每日的實踐，比正日有否入維園更重要」。
審訊時，何在主問階段便開宗明義：「悼念六四對我嚟講冇乜意義」，明言在她而言去年六四是2019年社運的延續；她穿起黑衫到維園，是以個人身份反抗警方禁令。
她作供節奏同樣明快，但回應法官及控方提問時，她言詞更尖鋭，甚至有挑釁意味。她經常運用政治術語，例如「能動性」、「階級觀念」等，當中最為公眾所熟悉的，相信是「無大台」的政治概念。
左耳自由花，右耳願榮光歸香港
控方對「無大台」的英文翻譯「no platform」，曾在庭上牽起一輪平常法庭罕見的爭辯。何指出，「無大台」並非指支聯會實質的大台，而是形容無組織無領導的政治行動。惟法官認為這討論的意義不大，又指：「李卓人說這是第一年沒有這個具有象徵意義大台的六四，似乎與翻譯員對你Facebook帖文的理解一樣，都是沒有一個台（platform)。」
何語帶不忿反駁：「唔知法官閣下熟唔熟中文標點符號啦，一個詞語用得引號，詞語唔應該on the face咁了解，否則唔需要引號啦⋯⋯由2019年到而家，冇大台從來唔係講緊一個台。而家全世界都研究緊香港嘅運動，大部份學者講緊decentralised，唔係講緊物理上嘅台，而係有冇領袖、指揮、組織，有冇hierarchy。」
「大家可能會覺得，2020年六四只係過去30年嘅延續，伹至少我覺得係2019嘅延續。2019年通過嗰場運動，香港出現能動性（agency）爆發，香港人已經唔需要任何領袖或組織去實踐政治行動。」
這番說話，是基於她當晚在維園的實地觀察，「因為我想三十年來喺維園冇人見過呢啲嘢。同一時間，你左耳聽緊自由花，右耳聽緊願榮光歸香港喎。然後你見到有啲後生仔喺度嗌結束一黨專政，老人家喺到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覺得如果話呢啲人係支聯會 call 到出來呢，咁都幾侮辱人嘅智商喎。」
法官點評：一派胡言
「無大台」概念自2019年起已受傳媒廣泛報道，何桂藍的觀察並不難理解，但對法庭而言，這似乎是一個古怪的新概念。何的代表大狀結案時力陳，《公安條例》下對「集結」的定義，根本未能涵蓋本案「無大台」的集結。
問題是，若集結是由不同人的個人政治行動催生而成，是否等於它是經召集、組織、領導或控制的未經批准集結？
法官對此未有在判詞中提供答案，僅指何當晚坐在支聯會成員附近，手持白花和支聯會蠟燭，再加上她Facebook帖文的內容，「我可以確定，何桂藍明知而參與由支聯會舉辦的未經批准集結。」
法官更特別點評鄒何二人的作供表現，批評她們的說法是「一派胡言」（frankly nonsensical)，用語艱澀只爲挑釁及辯駁，「即使是控辯雙方的同意案情也不能支持」。
記得案件開審前，何桂藍在還柙期間撰文解釋，她選擇不認罪，是為了挑戰司法制度。她說：
我們要與政權爭奪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法律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對事實與記憶的定性，不容許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異見者的輓歌
當法庭拒絕審視政治案件背後的政治張力、拒絕考慮現有條文存在不公的可能性，能否對被告作出合乎公義的裁決？
審訊某日，庭上播放李卓人等人坐在維園集會的片段，法庭音響傳出六四集會歌曲《民主會戰勝歸來》的旋律，旁聽席有人開始輕聲唱出歌詞，未己幾乎席上所有人一同低聲伴唱，法官未有覺察，保安揚手欲勸止，但歌聲仍在庭內迴響。
去年6月4日的維園足球場，31年來首度沒有大台，沒有歌聲，沒有旗幟，沒有口號。
黎智英在陳情信中寫道，若悼念六四是罪，就讓我背負。判監13個月。
鄒幸彤說，要接受審判的，應是六四屠城的劊子手。判監12個月。
何桂藍說，法庭對我的判刑，是對當晚所有前往維園的香港人的判刑。判監6個月。
當公民社會、政治討論的空間逐漸凋零，在那侷促狹窄的犯人欄、證人台、旁聽席，卻仍能夠清晰聽見，異見者對公義的呼聲。
觀看原文： 按此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