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審訊陪審員聽中文傳譯 終院推翻販毒案定罪 判詞：公開審訊原則要求公義須在人前彰顯
高等法院法官在2016年一宗以英文審訊的士司機販毒的案件中，批准部分陪審員戴耳機聽中文即時傳譯，事後無即時傳譯紀錄。終審法院今日裁定，原審法官當時的安排有違公平審訊原則，推翻被告定罪，下令將案件發還重審。判詞重申，在法治制度下，審訊程序必須公平公正，且須在人前彰顯。
撰寫判詞的終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判詞中重申，在法治制度下，審訊程序必須公平公正，且在人前彰顯，道理是不證自明，尤其刑事審訊中關乎被告的人身自由。霍官批評原審法庭案件中無即時傳譯紀錄或錄音，「公開審訊原則要求公義必須在人前彰顯，而不是假定已經被彰顯（Open justice requires that justice be seen to be done, not assumed to have been done）。」
案中代表被告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說，終審法院在判詞中再重申公平審訊及公開聆訊的重要性，雖然未必針對社會環境，但法庭藉此重申所重視的原則。不過他表示，判詞始終未解決陪審員未必理解庭上法律語言的問題。
引發今次案件是報稱的士司機的被告陳漢榮在2014年被警方截查時發現藏有毒品，其後被控告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及一項製造危險藥物罪，案件在2016年6月由高等法院原訟庭時任暫委法官貝珊（Clare-Marie Beeson）主理。
案件當時以英文作為審訊語言，審訊近尾聲，控辯雙方及法官引導陪審團時，陪審團向法官遞紙要求提供中文傳譯，雖然其後陪審員稱毋須傳譯，暫委法官貝珊仍繼續批准，最終部分陪審員也有使用中文即時傳譯聽法官引導。陪審團最終裁定被告罪成，法官判被告監禁26年，連同被捕後還押，如今已在囚七年。
案件觸及陪審團使用中英文兩種法定語言，及更廣義的公平審訊原則。上訴庭當時認為中英文兩種都是香港的法定語言，認為法官以英文引導陪審團、即時傳譯以中文輔助並無不妥，尤其案中的法庭高級傳譯主任有25年經驗，且多次協助暫委法官貝珊翻譯，認為辯方無法證明翻譯錯誤的風險。
不過，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論據，強調不應將法官發言的即時傳譯，視作法官本人以另一種語言發言。霍兆剛指出，一個人顯然只能在同一時間講一種語言，並非上訴庭所說雙語進行；事實上，在本案中原審法官亦非雙語法官，或有引述過中文翻譯。
終審法院又批評，原審法官容許部分陪審員只聽中文即時翻譯、其他人則繼續聽法官以英文引導諸多不妥，強調不應出現有陪審員只聽即時傳譯的情況。
終院在判詞指出三點問題：
⚫第一，由於是即時傳譯，基本上聆聽者只能專注一種語言，不能如律政司一方所說、察覺另一種語言的錯誤。
⚫第二，導致陪審團不是聽取同一版本的法官引導，即使不論傳譯質素，都會出現中英文兩個引導陪審員的版本，「語言上的微妙分別也有可能影響陪審員的結論」。
⚫第三，案中即時傳譯並無任何法庭存檔紀錄，更無即時傳譯的錄音。律政司在終審上訴時承認，有即時傳譯錄音或謄本是較理想的做法。
霍兆剛指出，第二三點問題令人關注安排是否符合公開審訊原則，並強調法治原則，審訊必須看得見是公平公正，「正義不只要彰顯，且必須彰顯於人前」，強調在公開審訊原則下，法官所有的決定必須在公眾面前公開。
至於陪審團引導的程序，控辯雙方同時接納法官在案中有「持續責任」確保陪審員有足夠語文水平明白審訊內容。法官霍兆剛在判詞中也重申法官被動式留意陪審員的語文水平，即法官責任並非不斷測試陪審員的語言能力，而是在陪審員申報後，繼續假定其有足夠能力理解審訊內容，當個別陪審員亮「紅燈」時加以詢問，否則審訊將繼續。
應徹底問什麼困難甚至英文理解能力
在本案而言，霍官稱原審法官應在陪審團遞紙要求傳譯時，更徹底詢問他們面對困難的性質及程度、對證供的理解程度，甚至問他們對英文的理解能力，也無不可。
雖然判詞質疑本案採用即時傳譯，但霍官稱，不代表他鼓勵交替傳譯，例如先聽英文原文發言、再用中文翻譯的做法。他說，雖然交替傳譯令所有人都聽到兩種內容，但難免會加長審訊時間，認為最好視作突發情況的折衷方案。
代表被告的張達明在庭外說，判詞反映不少被告一方的觀點，唯一是沒有特別處理如果陪審員聽審有困難的問題。他指出，目前是假定陪審員可以聽得明英文，但他見過謀殺案中，有陪審員要求法庭提供犯案常見動機「provocation」（激怒）的中文意思，透過翻譯後才明白；過去也曾出現法官及控辯律師都是以英文審訊，法庭以此拒絕向陪審員提供某些書面指示的中文翻譯。
張達明說：「呢個（完全理解英文的）假設，係咪真係得？尤其到咗好技術性嘅審訊，只係聽英文會唔會掌握得唔好？係咪應該畀中文翻譯佢？」他說，終審法院今次裁決中不特別鼓勵採用傳譯或翻譯，可能要視乎日後審訊陪審員會否提出類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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