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狂奔”：甘肃超级马拉松致21名选手死亡始末
「在中国西北部举办的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遭遇严酷冷锋，致21人冻死在山路上。《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幸存者，还原悲剧全过程。」
华尔街日报记者 Wenxi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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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处海拔近2000米、岩石裸露的山坡上，周立婷和其他几名瑟瑟发抖的参赛选手挤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向上，下山，还是留在原地？
那是5月的一个下午，大风和冻雨席卷了在中国西北部举行的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部分赛段，让参赛者措手不及。一些选手困惑而惊恐，已经掉头退去。
而有的参赛者正在向山上的下一个打卡点进发。其中包括周立婷的朋友文境——一名刚结婚不久的会计。其余一些人则在原地等待救援，赛事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救援者将在一两个小时内到达。
那天下午接下来的时间里，这条96公里的山路成了现代体育史上最致命的赛道之一。
来自蒙古的冷锋突至，气温骤降到零下5摄氏度，足以撕裂铝箔保温毯的阵风夹杂著冰雹。起跑时的172名参赛选手里共有21人死亡。
几个月来，这场悲剧的伤亡规模让世界各地的跑圈人士倍感困惑。记者通过查阅官方调查结果、卫星数据，并采访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还原了这场赛事组织有多么糟糕。即便明显存在危险时，赛事负责人在行动或沟通上也十分迟缓。
准备不足的参赛者中出现了混乱局面；一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则在狂风袭来时慌乱逃命，他们几乎没能获得组织者的多少帮助。即便在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选手们纷纷求救时，组织者也没有正式叫停比赛。
许多选手躲在峡谷中。有些人试图寻找牧羊人的窑洞暂时避一避。还有一些人在走走停停中偏离了道路，后来被找到时已死于失温。GPS追踪器的数据显示出他们最后的行动轨迹是何等混乱。他们中一些人佩戴的运动手表记录了他们心跳渐渐消失的过程，那时距参赛选手发出最早的求救信号过去了几个小时。
该比赛的执行方是一家缺乏体育赛事专业知识的当地公司。据政府调查和参赛者的访谈，该公司允许参赛者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参加山地比赛。根据参赛者的描述和调查记录，该公司在沿途派驻的救援人员太少，而且绝大多数救援人员距离最危险的路段太远。尽管选手们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但组织者没能调动救援力量。当他们要求当局展开全面搜救时，那21名遇难参赛者中的大多数已经死亡。
该比赛的执行单位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联合主办方白银市和景泰县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比赛后的第二天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该公司的共同所有人和主要经营者张小燕将悲剧归咎于大自然。中国数字新闻媒体“红星新闻”援引她的话说，“这种天气很罕见，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当局说，比赛执行运营单位的五名相关人员因参赛选手死亡和竞标该赛事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被捕。
该体育公司所有者的家庭成员和代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公司经营者张小燕的母亲将置评请求转给了张小燕的弟弟们，但他们没有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张小燕是被逮捕的五人之一，记者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也无法确定她或其他被捕者是否有法律代表。
超级马拉松指的是比42.195公里的标准马拉松更长距离的赛事，近年来人气爆棚。有些比赛的赛程甚至达到150英里（约240公里），包含了穿越沙漠等地形的环节。根据最近发表在《荒野与环境医学》（Wilderness & Environmental Medicine）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从2008年到2019年，在西欧各地举办的山地越野跑赛事中，大约51人死亡，主要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和跌落。
中国当局之前放宽了相关规定，以至于缺乏体育赛事经验的公司也易于取得赛事运营权。根据中国田径协会的数据，2014年至2019年间，公路和山地比赛的数量从51场增长到1,800多场。
国际越野跑协会（International Trail Running Association）前主席鲍勃·克劳利（Bob Crowley）说，超级马拉松赛事的组织者必须在比赛沿途的关键地点派驻医疗和安全人员，如果天气变得危险，应该考虑停止比赛。世界各地的越野跑选手对黄河石林比赛在恶劣天气来袭时没有暂停感到惊愕。“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人把运动员送到野外去，”他说。“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预警信息
在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的前一天，一则天气预报说会有中等风力等级的风。然而，当晚10点左右的新一则预报说将出现大风。该地区的天气向来多变；2018年该项赛事的首届比赛举行后一天，当地出现了降雪。
前几年举办该项赛事时天气炎热，参赛者们抱怨他们被迫带了太多用不上的衣服。因此，今年执行方决定不强制选手携带冲锋衣和中间层衣物，尽管他们还是必须携带铝箔保温毯和可以发送S.O.S.求救信号的GPS追踪器。
5月22日比赛当天，起跑线上，上一年在该赛事中获得了第四名的舞蹈教练周立婷与朋友文境一起跳到空中。在本报记者看到的一段影片里，她们看起来都很亢奋。两人都穿了长袖衣服和长裤。而大多数选手只穿了短裤和背心。
上午9点，官员们在一个塑胶背景墙前的讲台上打响了发令枪，背景墙上戳开了几十个三角形孔，用来释放阵风对墙面的压力。
黄河石林赛被认为是中国超级马拉松赛事中最容易的之一，总爬升高度不到3,000米。
50岁的张凤莲在附近兰州市经营一家诊所。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靠卖菜贴补家用，她在山里长大，小时候常在山里奔跑。她渴望于规定时间内完赛，赢得1,600元人民币奖金。
“她喜欢山，”张凤莲的一位跑友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另外，“她也需要钱。”
周立婷、文境和张凤莲在前15英里的比赛中并肩作战，这一段大部分是下坡或平路。上午10:30左右开始下雨。
大约40分钟后，他们到达了九个打卡点中的第二个，这里位于黄河边海拔约1,300米处。接下来就是长达8.5公里、曲折爬升近千米的山径，直至3号打卡点。25岁的文境加快了速度。
两年前，文境在公路上勉强能跑10公里。但很快她就能跑得更远，她在雨天跑，晚上跑，在山路上跑。一天晚上下班后，她穿著裙子跑了13公里。
35岁的周立婷跑龄要再长一年。她喜欢越野跑的刺激。她说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飞翔的鸟，跑的时候心里什么都不想。
随著天气恶化，冰块砸到她们的脸上。上午11点30分左右，她们看到一名男性选手穿著短裤朝山下跑去。文境跟周立婷说，她打算完成比赛。她们继续前进。
省政府的官方调查后来显示，早在上午11点50分，就有选手发出了求救信号，但赛事组织者没有回应。
组织者在中午12点30分前还有一次叫停比赛的机会，当时在赛道上距离起点24公里处的2号打卡点出现了更多选手遭遇麻烦的迹象。
邓晓冲曾是一名宠物店老板，他在周立婷和文境之后冒著冻雨抵达2号打卡点。他后来在博客中写道，自己的手在抖，组委会提供的泡面在叉子上晃动，这是失温症的早期迹象。
附近，一些参赛者已经撤到停著的面包车里，退出了比赛。
邓晓冲说，他听到工作人员朝著对讲机大喊，试图劝说他们的老板停止比赛。
但邓晓冲被告知，比赛将继续。他决定挑战下一赛段，前往3号打卡点。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前进，毕竟比赛仍在继续。3号打卡点距离起跑点约32.5公里，海拔超过2,200米，处于整个赛程中第二高的位置，那里没有面包车或水。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仅有两名志愿者，他们负责为选手计时。
抱团取暖
等周立婷来到2号和3号打卡点之间海拔约1800米处时，她已经被风吹得快要站不稳了。
她看见一些参赛选手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她用手捂住一名女选手的腿，试图为她取暖，因为这名选手说她已经出现了失温。然而在寒冷的空气中，周立婷的牙齿不停打颤，她的双腿也快要抽筋了。
一名参赛选手拍摄的影片显示有人受伤了。
此时，只有一名蓝天救援队的成员来到参赛者身边。他是此次赛事签约的39名急救人员之一，他们驻扎在沿途的部分赛段上。他拿出了自己的工作服，据一些参赛选手说，他还拿来了一张野营篷布，他和选手们都蜷缩在这块篷布下。蓝天救援队是中国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救援机构。
在救援人员拍摄的两段影片中，一名北京的参赛者穿著长袖上衣，躺在另一名参赛者怀里，似乎已失去知觉，他的两只鞋都掉了，前额也在流血。还有一名选手口吐白沫。
周立婷知道，在超级马拉松中出现失温并不罕见，她自己在以前的比赛中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眼下，她越来越担心。她有了退赛的念头。
她看到张凤莲和文境还在往山上跑，此时距离终点大概还有68公里。周立婷知道，她也要动起来才行，这样才能让身体暖起来。但问题是，是往山上跑，还是下山？
她心想，自己可以在下一个打卡点退赛，因为按照她的估算，向前跑到下一个打卡点比退回上一个打卡点更近，于是她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和她结伴上山的人。
对来自新疆的选手杨云峰来说，继续向上的决定不合逻辑。当时杨云峰正在救援者带来的篷布下冻得瑟瑟发抖。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询问有没有人和她一起继续上山。他大喊，上山的路太远了。他无法确定在呼啸的风声中，她是否听到了他的喊声。两小时后，他退到了山下的安全地带。
“那会儿又冷，又危险，又可怕。”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求救信号
官方调查显示，到下午1点时，已有更多参赛者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和电话发出了求助。其中一人还报了警，于是警方离开赛事起点，前往施救。
上山途中，59岁的白酒公司老板郭世远与另一名向他求助的选手一起走到一处峡谷中避冻雨。他们都发出了S.O.S.求救信号。根据服务供应商对该系统的描述，这些信号都应出现在赛事组织方用来监控比赛的电脑上。但郭世远说，四个小时后，没有救援者前来。风渐渐变小后，他们慢慢返回到安全地点，沿途共发现八具尸体。郭世远说，他们检查了每具尸体的心跳和呼吸，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体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到我们的求救信号。”郭世远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说。
作为跑圈中的老将，蒋力带领一群人下到了另一处峡谷。其中就包括张凤莲，蒋力在一篇博客中回忆说，张凤莲在一名选手怀里哭了。蒋力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由于未能在上山途中找到窑洞躲避，这群人只能选择下山。“我们那时也顾不了许多了，逃命要紧了。”蒋力在博客中写道。
根据蒋力的描述，他在山坡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中包括一名得过冠军的女选手。他看了看手表，正是下午1点40分。这时他发现，张凤莲不见了。
下午1点后，周立婷决定继续上山，前往3号打卡点，与她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名参赛者。多亏了智能手机上提前下载的地图， 一行人穿行在浓雾中，才没有彻底迷路。
途中，其中一些人放弃了上山，掉头下山，只有两人还跟著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窑洞，一位牧民正在里面生火。
这是3号打卡点附近的几个山洞之一，但只有少数几名幸运的选手找到了这里。有一位牧民最终救了六名参赛者，他还在路边发现了两名参赛者，但他们已经没了生命体征，这位牧民无能为力。
响应机制的疏漏
官方调查显示，作为赛事主要执行方甘肃晟景的创始人，张小燕在当天下午1点56分才首次采取行动，此时距离第一位选手发出求救信号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而且GPS追踪信号显示，许多领跑选手的行动轨迹已有一个多小时没怎么动了。目前尚无法确定组织方是否收到或注意到了求救信号。
张小燕是当地的一名企业家，依靠印刷业务发家，后来她与丈夫共同创办了甘肃晟景，并发起了这项赛事。他们雇了自由职业者来参与赛事运营工作，与此同时，夫妻俩还将横幅广告位出售给赞助商。在2018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张小燕表示，她本人也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她想让其他人领略家乡一带的山野风光，同时也希望助推当地经济。
在张小燕的要求下，蓝天救援队召集成员向山上进发。政府调查显示，那时已有14名选手因急性失温死亡。
黄河石林大景区的一名负责人蒙彭森在采访中说，张小燕在下午2点16分时给他打电话，请求提供一辆四驱车和一些保暖衣物，因为有些选手受了伤，而且很冷。黄河石林大景区是此项赛事的联合执行方之一，负责提供后勤支持。
他说，张小燕不停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到了，声音听上去很著急。中国媒体财新最先报导了蒙彭森的经历。
一上山，蒙彭森和张小燕就开始向参赛者发放棉大衣。蒙彭森独自继续往山上走，沿途他看到三名选手面朝地倒在地上。他们已没有了呼吸。后来，他返回时看到张小燕和一群参赛者抱在一起取暖。“她看上去很害怕。”蒙彭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说。
蒙彭森所在单位是此次赛事的协办方之一，也正是该单位批准了这场越野跑。事后，他与其他数十名官员均被革职。蒙彭森说，他的职责是授权赛事的运营，他和其他人并没有参与活动安排的细节工作。
下午三点，赛事执行方终于向政府求援。那时，至少已有18人遇难。后来，张小燕夫妇及其他三人被捕。
继续前行
周立婷在洞里烤干了身上衣物。她怀疑救援人员可能不会很快到达，于是决定前往4号打卡点，她知道那里有车可以送她回去。
下午4点18分，她经过3号打卡点时，两名穿著厚衣服的志愿者在一旁为她加油，他们显然还不知道有些参赛者已经死亡。
接受采访的选手说，在4号打卡点，工作人员似乎尚未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周立婷说，他们给她端来了牛肉汤，但始终未曾提及有人死亡的事。总共只有四名选手跑到这里。看著剩下的约58公里赛程，周立婷决定继续前行，全然不知此次比赛已经酿成了何等悲剧。那时，天气已经好转。
“没有人叫我停下来。”她在与《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我以为大家都是安全的。”
到了晚上7点，组织方已联系上大部分选手，但仍有33人失踪。消防员、警察、矿区救援者和武警也带著搜救犬和各种设备陆续抵达。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即晚上8点40分时，周立婷一路跑过了赛道上的6号打卡点，这时她才被拉到一辆面包车里，并被告知赛事已经停止，有些选手遇难了。
周立婷惊呆了。回到酒店后，她没有见到文境的踪影。她不断刷著一个可以追踪选手GPS定位的网络地图。地图上显示文境所在位置的一个小点静止著一动不动，那里距离3号打卡点约1.6公里。
当晚，消防人员在当地村民、搜救犬和一架直升机的协助下展开了彻夜救援，第二天早晨，人们确认了文境死亡的消息。上午9点1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最后一具尸体——那是来自兰州的参赛者张凤莲。
周立婷说，之后的日子里，她时常因为悔恨自责而哭泣。她在一篇博客中写道，要是当初自己和文境待在一起，她也许就不会死。根据文境的父亲向《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数据截图，文境的运动手表显示，下午两点后不久，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立婷还说，另一名参赛者看过她的博客后告诉她，他也感到很内疚，因为在文境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曾想帮助她下山，但那时他自己体力不支，不得不放弃。
周立婷说她在比赛过程中从没有考虑过生死的问题。她说，“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就在鬼门关前。”
英文原文：‘Ran for Our Lives’: How the Deadliest Ultramarathon Claimed 21 Ru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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