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不理解的，我全都理解了：当中国独立音乐人面对耻辱、憎恨与改造
「而愤怒的公众对于这样赤裸的规则侵犯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特约撰稿人 黃玲愷 发自香港
日前，红遍中港台的中国大陆民谣歌手宋冬野，沉寂数年后于微博上的一则长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6年10月13日，宋冬野因吸食大麻而被中国警方抓获，行政拘留10日后公开道歉。
这五年间，宋冬野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直到近日他在微博公开发布了1800字的自白。帖文中提到，他10月在中国“合理合法经过严格审批并通过的演出”，又一次因为恶意举报而被取消。他提到，自己五年前因吸食毒品被拘留后，已深刻认识错误，此后没有再触碰一丝一毫毒品，面对网络暴力也不置一词，只想著好好创作，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但却被剥夺合理合法工作的权利。
“为什么在文化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营业性演出管理的通知》中规定的‘三年禁演期’过去又两年之后，还是要禁止我的演出？”他困惑地感叹，自己已经受到了惩罚，接受了教育啊，已经改正，为何还是不能放他一条生路，“不是说全社会都应该给曾经违法的人机会吗？”
文章一发布，立即遭到舆论自上而下的口诛笔伐。网民痛骂宋冬野毫无悔意，“卖惨”，无视缉毒警察牺牲的生命；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也出声狙击，指他虽未把子弹射向警察，但真金白银让贩毒分子有了武装自己的资本。文章从鸦片战争是“国耻”讲到吸毒公众人物复出会影响粉丝，更斩钉截铁地回答宋的疑问：可以“转行做别的”，“但要继续承担公共人物的角色，不行。”
而愤怒的公众对于这样赤裸的规则侵犯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严格管治之下的中国独立音乐人
喧嚣之后，宋冬野的文章删除，但故事并未停在这里。民谣乐队野孩子的成员、摇滚乐队痛苦的信仰前吉他手均在争议中为宋冬野发声，继而痛苦的信仰被发现曾于2014年在微博公开支持大麻除罪化，同样遭到网民的大量攻击；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是这两个乐队近期的专场、音乐节演出均告取消。
事实上，在中国的文艺表演领域的从业人员，因为涉及吸食毒品而被封杀、被禁演、作品遭遇下架的现象开始存在，宋冬野事件绝非初例。从2014年开始，涉毒艺人被封杀的政策开始不成文地出现，房祖名、柯振东、宁财神⋯⋯早在宋冬野事件之前，这张永不复出的“涉毒污点艺人”名单已经有一串串长长的名字，能够纵向证实这种政策出现的，或许是2011年同样因涉嫌吸毒被捕的grunge音乐人谢天笑，后来依然能够举办演出；但对于这没有法律明文的封杀令，此前从未有圈内人提出质疑，而或许因为独立音乐领域天然向往自由、怀疑权威的特性，这层窗户纸由独立歌手捅破，并且延烧至其他独立音乐团体。
若单纯谈宋冬野事件所蕴含的内容，我们可以暂且抛开世界范围内对大麻除罪化的争议，姑先在宋冬野有违法事实、做了“错事”的框架内讨论此事。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可争论的，哪怕在情绪饱满的行文中，宋依然条理清晰地总结出了问题所在：按理来说，对违法者如何处罚，以及相应地他们的权利如何保障，本来应该有清晰的规则；但现实是，在违法者已接受了法律框架之下的处罚之后，依然有超越在法律之上的力量，侵犯他的工作权，限制他的自由，漠视对更新人士的基本权利。
在任何一个讲究公正的、规则明晰的社会中， 这都是不正常的。“我真的不能理解啊！”宋冬野发出这样的天问，而对于他的提问，官媒的回答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随后这只看不见的手甚至可以发起连坐，将可能认同宋冬野主张、但并未有任何实质触犯法律行为的野孩子、痛苦的信仰工作权利一并取消，乃至发展到本轮对独立音乐圈的集中审视。
而愤怒的公众对于这样赤裸的规则侵犯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在全世界任何威权体制下都有具反抗意味的独立音乐，而中国的独立音乐人从来都在严格的管治之下。
官媒以“公众人物”回答宋的诘问，对，但也不是全部。天然比较具有自由属性的独立音乐领域一向惹事，在全世界任何威权体制下都有具反抗意味的独立音乐，而中国的独立音乐人从来都在严格的管治之下。远自90年代发迹最终流亡的盘古乐队，2000年代因歌词敏感被查禁的金属乐队军械所，近至2013年因抱怨想要炸掉建委而被拘留的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2019年4月因创作和讨论政治议题被封杀的民谣歌手李志，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中国独立音乐与公权力的互动太密切了。独立音乐人不如主流电波里面的人为大众熟知，但在分众娱乐的网络时代，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更可能影响到对思考最感兴趣的一群人，实在太需要被好好管起。所以说宋是个“公众人物”，是这层意思。
宋所犯的事与上述案例有很大不同，并不涉及政治或公民运动，却同样引来官方激烈的手段和民间强烈的情绪。这一点原因，和“公众人物”关系不大，隐藏在公众号文章的其他线索中。
谁需要耻辱与憎恨？
威权、独裁体制需要鼓动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系管制，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唤起民众对代表公权力的暴力机关，即军队、警察等的感情。在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中，有一些特定的领域，是一旦提及必然引发激烈情绪的，是难以作出理性探讨的：相关主权“耻辱”问题是其中一个，而另一个典型的领域，则是提及军警等国家暴力机关时的强烈崇拜和对于其日常的为民“牺牲”带来的强烈情绪反应。
“鸦片战争至今让所有中国人视为国耻”，文章先从背景上为毒品问题定性，以“耻辱”调动读者情绪；随后罗列大量缉毒警察牺牲的论据，再次堆叠情绪，最终以称购买毒品就是帮凶的简单论述把情绪弧线画满，成功地调动了读者的感情， 并且回避了宋文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法律之外尚有法？
恰恰由于必须迎合、鼓励这种大众感受，因而吸毒更新的艺人必须是被仇恨的对象，是不可被原谅、必须永远接受惩罚的，无论他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赎罪者。
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在调动民众对军警的情感上，中国缉毒警察因为其工作性质特殊，前线工作最为激烈，一向是中民间网络中，排在救灾抢险官兵之后，最经常被用于唤起民众情绪的工种。2011年，一则流传甚广的谣言称“中国刑警学院95级缉毒班全部牺牲，向他们致敬！”走红网络，引发大量情绪，最终引来中国警察学院辟谣，称该专业1999年才成立。其后每当有吸毒艺人被捕、有禁毒影片上映，都有类似谣言出现。2014年房祖名被捕时，谣传缉毒班大量死亡的微博在网上获得无数转发：“警校的缉毒班大家曾经约好每五年见一次面，如果能一个不少，大家都会哭。少一个，少两个，太正常了……做缉毒警的时候去世不过28岁，世间是有贪有恶，可是你无法否认有善。”《新京报》当时发表评论辟谣。今年4月，广州禁毒办在网上发表影片，辟谣大量网上流传说法如“我国2019年有427名缉毒警察牺牲”（427实为2019年全中国警察的牺牲数量）、“我国缉毒警察平均寿命41岁”、缉毒警察李雄被毒贩残忍折磨数十小时后死去（实为美国案件）、为避免家人被报复牺牲缉毒警的墓碑甚至不能刻上名字⋯⋯
类似的信息污染于互联网中充斥多年，大众对于缉毒警察惨烈牺牲的印象在宏观上与对权力机构的情感绑定，其过程就如同所有激发对暴力机关从业员的强烈感受一样，最终形成对威权的情绪闭环。而对吸毒者的恨则是这种激烈情绪的反面，是必然出现的社会感受。或者说，恰恰由于必须迎合、鼓励这种大众感受，因而吸毒更新的艺人必须是被仇恨的对象，是不可被原谅、必须永远接受惩罚的，无论他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赎罪者。
一种小众的、地下的文化娱乐通过网络综艺的形式进入娱乐观众视野，迅速走红之后，当中的创作者们总会发生一些失序的事件，经过部分封杀、整改之后，节目和娱乐继续存在，但似乎改头换面。
综艺与娱乐：整顿，收编，改造
而第二个问题，是这场风暴是否会形成对独立音乐领域的围剿。乐队选秀综艺《乐队的夏天》刚走红两年，这种小众的娱乐日渐为更多人所熟知：参与了节目的乐队专场票价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音乐节如雨后春笋。而与此同时，一些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似乎在零星出现：尽管宋冬野并非节目的参与选手，但野孩子、痛苦的信仰都是节目的参赛单位。而就在去年这时候，第二季《乐队的夏天》亚军乐队五条人才在微博分享了“港独”艺人黄秋生的歌曲之后，沉寂一段时间。
在事实上，把宋冬野事件放入近几年这个的文化背景中，就会发现类似的模式在不中国断出现：一种小众的、地下的文化娱乐通过网络综艺的形式进入娱乐观众视野，迅速走红之后，当中的创作者们总会发生一些失序的事件，经过部分封杀、整改之后，节目和娱乐继续存在，但似乎改头换面。
2018年掀起娱乐风暴的《中国有嘻哈》捧红了说唱文化，随后因选手私生活和疑似吸食大麻而导致一时间所有“嘻哈”元素被封杀，纹身和脏辫必须打码，嘻哈艺人镜头被切，直到洗心革面的《中国新说唱》出现，说唱歌手开始与“嘻哈”这一概念保持距离，乃至演唱红歌。早年以LGBT选手多著称的辩论节目《奇葩说》，将辩论文化带入公众视野，在经历了讨论出柜、约炮等议题的多期节目被下架，且2019、2020年数名辩手的政治立场、公开言论被人举报后，节目的主要选手大换血，讨论的议题日渐生活琐事化。将单口喜剧表演推至全国流行的《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同样有演员因吸食大麻被捕，相关演员同样被封杀，随后节目更因吐槽中国足球和篮球导致整期节目下架暂停不播；后来磕磕绊绊上线的最新节目，选手中加入了弘扬正能量的民警（同样来自暴力机关工种）。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讲话，被认为预示了未来政府对领导文艺的关键方向。也是在同一年，对于吸毒艺人的封杀令开始生效。事实上，严格的封杀令不仅作用于吸毒艺人，也延伸至所有“污点”艺人身上：政治敏感的、逃税的、出轨的⋯⋯与此同时，如上述节目例子所罗列，处理一些当红娱乐节目的背后，事实上或许是对这些节目所属文化门类的大整顿、大收编、大改造。
香港这座“逃犯天堂”彼时曾短暂庇护了在逃污点艺人的喘息余地，然而那是个楚河汉界的分水岭，就在第二日，香港换了人间。没有暧昧的空间了。
是否可能不踩红线？
那么，在宋冬野的风波过后，独立音乐领域是否会再出现其他“事件”，最终像《中国有嘻哈》们一样，迎来以节目换血为标志的改头换面？无人得知，创作本身是一件越界的事。创作者常常需要打破各种藩篱，而那种跳脱必然会影响受众。在有清晰公平的规则的社会中，创作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一视同仁的法律所规范；但在一个创作和生活的其他层面不自由的世界，一个自由的创作者只要持续创作，就难保哪一天不会踩中红线。创作自由与独裁体制，必然会互动的两种力量，而我不需要说出谁是胜利者。
当然，不同的创作者当然可以选择不同道路。同样在《乐队的夏天》获得名次的乐队，痛苦的信仰因为以前的表态、因为波及宋冬野事件而遭遇停演，而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则即将登上央视大型弘扬传统文化节目《国家宝藏》。主唱华东是达明一派的超级乐迷，2017年曾在自己的全国巡演间隙特地奔赴香港红馆看show，不知如今还会否与“港独”艺人相认。
耐人寻味的是，宋冬野被封杀后其中一次的公开演出，是在2019年6月8日晚的香港。这座“逃犯天堂”彼时曾短暂庇护了在逃污点艺人的喘息余地，然而那是个楚河汉界的分水岭，就在第二日，香港换了人间。没有暧昧的空间了。我依然希望自己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在那封告白的最后，宋冬野这样说；而此刻作为一个听众，我不关心大换血是否又来了，我不关心这世界会不会好，我只希望在这样一个不够好的世界中，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不要太被汹涌而来的辱骂影响，能够找到方法自由快乐地创作和表演下去。这一切真的不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