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保护M＋：复杂情绪与普遍忧虑，专业性能挡住政治审查吗？
「若果将来，一个重压下失去策展自主和接受完全中国式审查的M+，还会被艺术世界认可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机构吗？」
特约撰稿人 胡且越 发自香港
“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巨大的空间似乎没有尽头。我努力从扑面而来的展品中寻找这间博物馆未来可能去向的蛛丝马迹⋯⋯我不停地走，直到有一刻我经历了体力和心理上的双重崩溃。我决定离开，回家休息。”
上周四，在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前一天的媒体预览日，逾百位媒体机构代表赶到现场，参观即将同时开幕的六个主题展览。空气中弥漫着严阵以待的紧张气氛，混合着人们积累已久的好奇和兴奋。在M+近十年建设期的漫长等待里，博物馆团队持续利用其他场地策划展览和活动，收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关注也总是多过对于艺术本身的讨论。这一次又不出所料，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审查成为所有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媒体问答现场俨然如一次政府答记者会。媒体会后的参观环节，记者们被分成多组，如运动会般在举着不同颜色小旗的工作人员带领下快速地浏览各展区，听取策展人们用极其简略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复述自己的策展内容。相机快门闪动，当然很快都集中在一些最具争议的作品上。
最受关注的问题还是艺术家艾未未和他中指举向天安门的摄影作品《透视研究：天安门》。去年三月，有香港议员质疑M+馆藏的这件作品涉嫌“侮辱国家尊严”并“违反港区国安法”，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其现有馆藏和购藏机制，引发一波激烈的争论。这件作品属于收藏家乌里·希克2012年捐赠的约1500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一，整批藏品涉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包含不少表达颇为直率和涉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作品。M+最后将《透视研究：天安门》的作品图片从网站撤下，仅保留作品文字介绍并称将研究其合规性。之后M+也经媒体透露这件作品因策展的计划和选择原本就不会出现在开幕展览中，以一种“专业性”的姿态回应这次政治性危机，因此也被包括艾未未在内的一些艺术界人士批评为“自我审查”。
公允地说，“专业性”似乎是M+在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唯一可用来处理此类审查压力的方式，其中的闪转腾挪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自我审查”的意味。
M＋风格的自我审查？
公允地说，“专业性”似乎是M+在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唯一可用来处理此类审查压力的方式，其中的闪转腾挪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自我审查”的意味。这次开幕展中，“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当代中国艺术举足轻重的四十年”占据了最大的一个展览空间，艾未未的《透视研究：天安门》确实不在其中。有趣的是，策展人皮力选择了艾未未的另外两件作品，影像《长安街》和刷白古代陶罐的装置《洗白》都在展厅中显眼的位置展出，显示某种专业性上的微妙平衡。
要系统地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不可能跳过艾未未的。为了确保“专业性”，M+策展团队似乎选择了一种将“自我审查”限制在最小范围的策略——即暂时避开一些处于风口浪尖议题的单个作品，尽量不改变研究和策展的叙事框架，也试图建立“对事不对人”的最佳实践，从而在现有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试探、维持和保护自己工作中的自由边界。
除了艾未未的作品，这种策略在展览中也另外有迹可循。例如王兴伟的油画《新北京》以摄影师刘香成关于六四事件的著名照片为蓝本创作，这次虽在开幕展中出现，但与其2016年在香港展出时比略去了文字介绍，仅标明题目和作者。2016年在同一展览中展出过的刘香成的其他一些六四相关照片这次也没有被选择展出。对于六四相关作品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反映了这一议题近期在香港政治叙事中产生变化的现实，可能与维园集会和支联会成员涉国安法案件有关，一些感性的可能触动敏感神经的文字和作品被略过了。然而作为整体策展叙事中的历史断代，天安门事件依然与柏林墙倒下一起作为划时代的史实出现在策展文字中，并没有被策展人特意回避。
为了确保“专业性”，M+策展团队似乎选择了一种将“自我审查”限制在最小范围的策略⋯⋯从而在现有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试探、维持和保护自己工作中的自由边界。
香港与大陆依然有距离
要理解这种依托“专业性”和最小“自我审查”策略进行运作的可能性，首先必须理解当下香港关于艺术的审查方式和大陆的情况十分不同。
简单来说，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面对的是一整套申报、审批和随时强制关停、秋后算帐的展览审查体系，即便文本上的标准是模糊的，但审查机制是十分明确的，内嵌于整体意识形态和文化管制的逻辑中。对比看，香港目前对于艺术展览的审查依靠的仍然是制造点名式的舆论压力和诉诸潜在的法律诉讼，特别是来自国安法的威慑，还没有真正出现对展览内容进行主动干预的审查机制，和备受规训后常常过于敏感的自我阉割式的工作范式。这使得避开舆论风头和敏感话题的“自我审查”可以暂时换来相对自由的空间。
例如这次希克藏品展中的许多作品，如果按照中国大陆艺术展览的审查标准可能都是无法公开展示的。其次“专业性”作为香港社会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念，在目前的社会舆论中是拥有广泛支持的，也被编织在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市”的官方叙事当中，是各方愿意共同维护的标志性形象。在媒体预展的问答环节，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在提及M+必须遵守香港法律的同时，不断强调M+在艺术上的专业性。他甚至提到，之前艾未未争议性的《透视研究：天安门》有可能在未来展出，前提是要同时展出所有《透视研究》作品（一系列艾未未面对不同代表权力的建筑竖起中指的照片），才能更“专业和准确地”传达艺术的本意。“专业性”在此被不断努力推成一个绝对的锚点，以回应来自外部的巨大审查压力，并通过展览实践争取操作空间和政治脱敏。
与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相比，M+目前享有的专业自主性令人艳羡，但对于M+一直希望对标的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水准的艺术机构的最低要求而已。文化与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在政治上愈发收紧的中国，在自2019年之后持续动荡压力凝结于内的香港，这种“西方”式的自由还能留存多久呢？特别考虑到未来香港和大陆再次通关之后，自由的M+对来自大陆观众的影响是否会让管制者加大对它的审查压力呢？一个重压下失去策展自主和接受完全中国式审查的M+，还会被艺术世界认可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机构吗？M+在此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和香港努力保持自身“亚洲国际都市”时遭遇的困难颇为相似。
与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相比，M+目前享有的专业自主性令人艳羡，但对于M+一直希望对标的泰特、MoMA和蓬皮杜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水准的艺术机构的最低要求而已。
谁能保护M＋
类似“保护M+”的呼声在香港艺术界内部也出现了。很多人表现出对这个汇聚了许多参与者多年努力和整个香港社会大量资源的艺术机构能最终落成的感动和自豪，也视其为难得的、甚至最后的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在M+海量的展品中，我们看到种种“自我审查”的痕迹，也能看到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作品得以保留。
开幕展览之一的“香港：此地彼方——这城市自1960年代起的视觉文化”中，例如黄国才和白双全早期的社会批判性作品都得以展出，虽然近年来香港社会运动的内容被有意无意避开了。艺术家组合张英海重工业的新作《被钉十字架的电视机——天堂也不听的祷告》在宏大似教堂的“焦点空间”内展出，当中关于权力、暴力和疯狂的评论也难免令人联想到香港的某些晦暗现状。
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资深评论人何庆基就认为作为超大型机构的M+如大笨象，“即使充满理想诚意，未来的日子仍会举步唯艰”，新形式下的新希望反而是在近年来更加活跃的“分开四散、独立营运又不是太多人理会”的小型独立艺术空间。无论何种观念和方向，对M+和香港艺术世界未来的忧虑都是普遍的，是M+开幕这样一件大事件激起的强烈回响中复杂情绪的一种底色。这种忧虑是来自人们普遍的共识，即以“专业性”抵抗“政治审查”只是一时之举。能抵抗政治的只有政治本身，而香港瞬息万变的政治现实让人们对此无法报以乐观的情绪，正如在香港独立艺术评论媒体“岛聚”的新写作项目《匿名者M》中，一位不具名的观众写道：
“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巨大的空间似乎没有尽头。我努力从扑面而来的展品中寻找这间博物馆未来可能去向的蛛丝马迹⋯⋯我不停地走，直到有一刻我经历了体力和心理上的双重崩溃。我决定离开，回家休息。”
无论何种观念和方向，对M+和香港艺术世界未来的忧虑都是普遍的，是M+开幕这样一件大事件激起的强烈回响中复杂情绪的一种底色。这种忧虑是来自人们普遍的共识，即以“专业性”抵抗“政治审查”只是一时之举。能抵抗政治的只有政治本身。
生不逢时？
对专业观众来说，M+的开幕本应该只是一个开始，有许多重要的文化议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辩论、对话而形成，例如后殖民的身份认同和全球化中的亚洲视角等等；一些因各种历史机缘无法展开的关于中国和艺术的研究本可以在此生根发芽，与世界发生进行真正的对话。但这需要开放的环境和长时间的酝酿发酵。历史如此弄人，当M+终于在2021年开幕时，审查的乌云已悬于头顶并随时有扩大的可能，留给M+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多了。
对普通大众来说，M+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仅仅开幕一周，M+迎来数万参观者，排队观展的队伍一直人头攒动。巨大的建筑和海量的展品意味着无法一次看完所有展览。即使看不完或者看不懂，很多普通观众也表示愿意多来几次。在M+入口处不断流动变化的光影鸣谢墙上，赞助和支持M+的社会机构、公司、个人的名字循环播放着，视觉地呈现了香港社会大量资源如何通过细致的组织工作凝聚于此。令人感慨的，M+的开幕让我们直观地体验到一个专业的博物馆空间对一个城市和国家文化的推动潜力，一种将艺术和大众重新有机联结的巨大可能，这更让我们对它将要面对的不安未来充满复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