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飘零》评论：藏在抽屉里的澳门
「导演带观众凝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花果飘零》不只与香港有关，同样也对澳门非常重要。」
特约撰稿人 黄小雅 发自台湾
今年不少香港电影入围金马影展，对香港电影来说意义重大，《花果飘零》作为其中一套也盛载了对香港深深的感情，而关于香港电影与《花果飘零》影评文章，我相信会不少。然而作为澳门人的笔者，也希望是借这部电影，去带出《花果》中同样重要的一个角色—澳门，这电影对澳门人的意义。
我仍认得那一夜我坐在台北的影院内，大银幕上的澳门景色一出现，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随着导演带我如何凝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让我知道这部电影不只与香港有关，同样也对澳门非常重要。
澳门出现在大银幕上其实并不少见，最早期在众多香港粤语长片中，已常常出现澳门，澳门作为香港的后花园，成为港澳人拍拖或寻找亲人的场所，也能看到当时的港澳关系密切。再到后来，杜琪峯导演也把澳门带入他的电影中，借澳门去讲香港的未来与政治隐喻。到了赌权开放以后，澳门赌城的地位受到世界注目，不少商业片都纷纷来澳取景，如荷里活大制作的《非常盗(Now you see me)》，《007: Skyfall》，《尚气》等，中港澳的合拍片也不少，如《北京遇上西雅图》，《游龙戏凤》等，但在这些电影当中，澳门大多不过是个可以随时替换的赌场／罪恶的布景板；那么澳门本地的电影呢？ 澳门电影发展较香港及台湾缓慢，从最早期葡萄牙人的影像纪录，看到关于葡萄牙人对自己作为殖民宗主与这片殖民土地上人们的关系，但这些电影都比关聚焦在葡国人身上。而真正由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拍摄的电影，也在近90年代才开始出现，例如1995年朱佑人导演的《亚明的澳门》，可以说是最早讨论起澳门人身份认同的电影，回归前的朱佑人从美国回澳，在香港一大片讨论回归的声浪里，朱佑人也以自传的方式探问回归后的澳门是什么，澳门的未来又会怎样。及后出现的城市短片集《堂口故事》三部中，创作者以澳门城市不同的角落去书写澳门人的故事，当中也有不少回应澳门人如何看自己身份的故事，如土生葡人对澳门的感情与归属，赌业下澳门人与城市的转变，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如何在澳门中找到位置等等，到近期的年青导演如徐欣羡的《骨妹》，借一对同性恋人的爱情在澳门回归的背景下，也尝试探问自己和澳门的关系。
但这些很多的澳门电影，除了像《骨妹》曾在香港发行以外，其他的都难以在院线上映，因此他们的受众是少数的，而且澳门电影还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无论数量及大众的普及度，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因此澳门人并不像台湾或香港人，总能在众多的文化媒界上，看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看到关于自己的故事，而难得的是，罗卓瑶导演这次的《花果飘零》，一部个人私密的论文电影，在众多提及澳门的电影中，再现了另一个难得一见的澳门。
整部电影的主角其实仍然是香港，但澳门也以很重要的角色去传达了导演的心思，《花果飘零》以双线发展，两线看似无关但在细节里灵巧融合，一边是仿纪录片式的，以导演的视觉在港澳双城追寻逝去亲人的足迹；另一边是追随留英回港的香港音乐家在当下的香港中水土不服，遇上同样迷失的通灵少女，彼此在城市中浪荡与寻觅的故事。
随着导演的旁白，我们坐上喷射船回到五光十色的澳门，想起来香港人能这样坐船来澳门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导演的声音带着我们寻找她昔日失散的亲人，穿过在那些旅游书看到烂的建筑，回到早已不存在的故居，那些泛黄的葡式建筑前，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观众也就像和导演一样，寻找那个失踪以久的澳门。导演曾在访问中提到，她总是记得澳门的一切，但电影中那些宏伟的赌城风光，配上一句“如今澳门都变得如此陌生了”的独白，瞬间把我带回澳门的现实，这何尝不是今天每个澳门人的心声？
大赌场的背景过后，电影中闪过几张昔日的澳门老照片，那是电影中失散亲人藏在抽屉里的昔日旧照。这些旧照片都是昔日澳门小街小巷的人情风景，让我想起这近几年在社交媒体中，非常活踊的旧澳门/澳门记忆群组，也常常流传这些照片，每次都引起很多人转发或留言，这些上一代的故事和影像，也渐渐被当代澳门人想像成一种的集体回忆，导演尝试透过在这些过去的影像碎片，寻找或拼凑着一份属于她的澳门记忆吗？澳门人也在这些群组的记忆碎片中，拼凑着澳门人的共同的想像吗？
电影中的澳门，总是与船或水有关，当中非常有趣的一幕，深夜里导演在澳门的酒店中醒来，像是听见过去亲人的呼唤，厕所忽然传来沙沙水声，但里面却空无一人，电影中多次使用了与水／船有关的意像，来呈现一种连结或进入她所营造的时空--澳门与香港的连结，现今的人们与昔日的幽魂的连结，像香港少女在广场的水池上，遇上等待船来出发的革命灵魂，也是透过水的倒映来呈现这种半真半幻的时刻，而这水或船的比喻又不禁让人想起昔日香港与澳门的亲密连结，但这一切都在反送中，疫情下被粗暴切断。
罗的电影总是离不开一种“无家”与“无根”的状态，最著名的是她90年代几部与移民迁徙有关的电影：如《浮生》，《爱在别乡的季节》或《秋月》，但是罗又并不只是想要找到一种固定的“身份”，她总是强调在一种在多元混杂中不断形成的自我与理解。那是无论你是异乡人还是本地人，无论你活在过去还是今天，无论身处何地，都无可避免的一种飘零的状态。也正这种此飘零状态，才能开启一躺寻根之旅的意义。电影中无论是迷失的音乐才俊，还是看不到未来的社运少年，或是走失的亲人幽灵，他们无不在各自的城市里，追寻着一份可以被理解和尝试去理解的身份状态。音乐少年重遇音乐老师，少女遇到等待出发的革命英魂，导演重遇昔日友人的幽魂，不同身份的人的经歴，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对当下自身的身份和想像，进而延申对当下社会比较宽宏的理解。导演透过电影种下了一种同情与理解的花果，盼这些种子能在不同的人心中植出连结我们的根，一种多元与包容的“根”。
这样的理解，电影也放到澳门身上，电影以昔日失踪亲人的好友，带我们回到“一二．三事件”发生的现场，幽灵在如今熣灿华丽的赌场前诉说起五十多年前抗争现场的血肉模糊，连结起对过去一切反抗压迫的革命事迹，连结起所有为公义反抗的革命者精神，这样的结局对澳门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它为澳门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想像的诠释，也把澳门人一直在抗争社运中失语的态状中被呈现出来。
澳门的“一二．三事件”，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左派势力成功在澳门策划，并推反殖民，甚至是清除国民党势力的歴史论述，这事件也深远地影响了后来整个澳门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使澳门走向了与香港完全相不一样的方向。然而在这样的论述之中，事件中的人物面容及故事是被抹去的，犹幸香港学者李孝智，曾撰写过《澳门一二．三事件: 细说六〇年代的反殖斗争》一书，为大家带来了“一二．三事件”另一种诠释，书中透过曾参与在事件中的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让他们述说了个人上街反抗的原因，以及他们所身处的时代背景，这些在官方媒体中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血与泪，重新呈现了一种从未被看到的角度：澳门人也曾为了自由公义，走上街头对抗不公不义的政权，那不是单纯的文革几句口号或字条所能煽动的。只是这样的行动后来都被左派势力及文革所利用，变成了今天主流所见的论述。
罗卓瑶的童年正好经历了“一二．三事件”，她回忆曾说正是因为此事，举家才到香港定居，也因为此，她开始了飘零的人生，澳门人，香港人，澳洲人，她总在这些身份中变换和迷失。因而我们就能明白，导演为什么要回来澳门，要与昔日的亲人对话，也为什么她要回到香港，拍下当下年青人的感受。这样也不就和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有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花》以不同年代的华人革命先躯连结到当下的香港少年，《明》以抗日战争中守护知识分子的烈士，也连结到当天香港的抗争者。
《花果飘零》非常大胆地借“一二・三事件”呈现了澳门人也有对极权反抗的一面，这正好与李孝智先生书中的论述近似，为澳门歴史提供了另类想像。对作为澳门人的笔者而言，它也为澳门在这近几年发生的事件中的失语打开了缺口—就是在雨伞运动，在反送中的浪潮里，澳门人的声音也是被隐去的，然而也只有我们知道，很多默默信守民主公义，愿意站在香港人们身旁的澳门人是存在着的，也许这并不是电影想要传达的主旨，但在笔者的诠译下，这些没被听见的澳门人的声音也像被藏在抽屉里的老照片，无法被看见，但不代表不存在，同样正等待着谁去发现，然后并凑一个关于澳门的新的想像与可能。
我真希望澳门人都能看到这部电影，或这电影更值得澳门人去关注，透过这部诗意又赤诚的电影，很多未能理解香港的澳门人，能有一个出口，去同理香港人的心愿，或许这套电影，也能成为澳门创作者反思自己的好机会，当我们的城市故事，总是要借由他人去诠译或书写时，我们的话语权也在别人身上，罗卓瑶离开了澳门那么久，但她对此地仍然念念不忘，对澳门的想像仍可以如此宽大，我们身为澳门的创作者，又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城市呢？
参考资料：
《Macau Closer》 罗卓瑶专访，2016/12
《流徙与移民之诗——罗卓瑶》，文／李典，2000-2001
《论集体记忆》M. Halbwachs 1992
《澳门一二．三事件: 细说六〇年代的反殖斗争》李孝智，2017
黄小雅，澳门电影工作者，也从事影展工作，现身处台湾学习。除了创作以外，也希望借由写电影，分享更多关于不被认识的澳门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