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出上篇趙成珍訪問後，突然想起我也曾訪問李雲迪。此文主要著墨於李雲迪的「迷失」，沒想到七年後他迷失更甚，終至「被萬劫不復」。其實召妓犯了強國法，卻不一定有違道德（每人道德界線不同，個人認為單身男士付費解決性需要很正常，只要記得戴套便好），官民齊齊喊打喊殺是錯了重點：李雲迪錯不在「嫖」，而在「自我沉淪」。長年在娛圈名利場裡耽溺於享樂，他已徹底拋棄鋼琴家的尊嚴：練習不認真導致錯音甩音一大籮，更枉論花時間鑽研新曲，精進琴藝。如果他有罪，他的罪名該是：自甘拋棄藝術家人格，卻仍以「藝術家」之名招搖撞騙。

這幾年，李雲迪（Yundi）好像變了半個娛圈人，名字經常和歌手王力宏扯在一起，什麼斷背情疑雲、曬女友照報復......那個曾經低調的李雲迪似乎已經煙消雲散，變成積極造勢、吸納粉絲的青春偶像，一年在中國彈三十幾場音樂會，微博上超過一千五百萬粉絲。到底這位兜兜轉轉又回到環球DG唱片公司懷抱的「鋼琴王子」（按：2019年他又改簽Warner Classics），想走一條怎樣的音樂路？

六月某個周末，來到充滿自由行、異常喧囂的尖沙咀半島酒店。一身挺拔西裝和閃亮皮鞋的李雲迪剛做完兩個訪問，看來仍有點緊張，不過隨行的唱片公司大員似乎比他更緊張 ── 還未開始訪問已告誡記者：與郎朗有關的問題，Yundi一概不答。 

記者不是copywriter，當然不會乖乖聽話；而人和國家一樣，任何禁忌，只會加倍突顯其「死穴」。 以往，李雲迪主力彈蕭邦，自從由EMI回歸DG，唱片公司似乎有意將他塑造成「貝多芬專家」 ── 二零一二年，為李雲迪推出貝多芬三首經典奏鳴曲（悲愴、月光、熱情），今年三月，再發行貝多芬第五「皇帝」協奏曲配舒曼C大調幻想曲。柏林愛樂和指揮Daniel Harding的恢宏氣派，大大增加了此唱片的可聽性。

李雲迪多年來都以獨奏家姿態出現，這次涉獵協奏曲，以為他想展開新的音樂探索，但他卻主動「申報」：「現時我仍集中在獨奏領域。我覺得獨奏更能表現我的狀態。協奏曲可能更流行，但展現獨立精神方面很弱。鋼琴作品，獨奏時更自由一些，沒甚麼顧慮，不用考慮其他演奏者和指揮的感受」，他尤其強調 passion，「協奏曲，表達不到我的passion。」 

對於彈甚麼曲，彈誰人的曲， Yundi有著哲學家的執著。當眾聲喧囂，人人想跟大樂團合作賺取人氣時，李雲迪卻更愛獨自憑欄，靜心鑽研獨奏曲目，「蕭邦在鋼琴上做得很極致，貝多芬則講求音樂深度和理解。他們是我未來會一直彈的。」

「還有其他作曲家想彈嗎？」這自然是記者的例牌問題，沒想到，他的答案與別不同：「沒有。每個時期，我只專注於特定的作曲家。人的時間非常有限，我不可能全部都想彈。這也不是我的風格。我比較喜歡單一化，專注、重複的去演奏，直至覺得能夠掌握，去到想要的狀態。我不是為了想嘗試而嘗試。」但他補充，也有特殊時候，譬如之前出版Prokofiev第二協奏曲，「那是我自己想去玩一玩。但從長期的passion來講，作曲家的精神和理念，需要與你的意志混和。蕭邦和我的想法便非常混和。……又如貝多芬，隨著年紀增長，我開始認同其藝術、價值和觀點，才開始彈他。」他強調，「演奏很簡單，但真實的內心狀態很重要。為甚麼要彈，對我來說意義更重大。」換言之，他不要水過鴨背的彈彈彈，要「嗒真」每支樂曲的真味。

在三十五分鐘訪問裡，李雲迪講了「passion」這字不下十次。他似乎在提倡一種力臻完美的藝術態度，但慢慢我發現，他說的「熱情」，其實也是一種隱喻。「我從小學琴，沒想過一定要成名，一定要獲獎。這也是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可能和其他望子成龍的父母不一樣吧，但學音樂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後慢慢走上音樂這條路。這是一個過程，是我對音樂的熱情和直觀的想法所產生的，不是甚麼別的。」 

很明顯，「熱情」兩字是為了「抗衡」那些貪圖獎項與名利而彈琴的人。不用他開名，誰都知道他在暗示／暗串郎朗。 

在華人世界，李雲迪和郎朗總被拿來比較（按：這是2014年情況。其後李雲迪在國際樂壇的地位日趨沒落，華人古典樂迷都轉而拿王羽佳和郎朗比較，而王羽佳當然是「完勝」低俗造作的郎朗了），兩人「不和」的傳聞也無日無之。多年前DG放棄李雲迪，坊間盛傳這是郎朗提出的簽約條件（但唱片公司大員特別澄清：「公司當年不是跟他解約，只是合約完了。因為解約的話，DG不可能再簽他，是有人想抹黑他......」）；後來郎朗改投SONY，DG簽回李雲迪，大家也認為跟郎朗有關，「跌咗個橙撿執返個柑」，而據說李雲迪要求大陸的新聞稿上聲明他的簽約費比郎朗簽SONY高出二百萬美元 ...... 

這種中國式的面子之爭，大家看得過癮，其實十分失禮。英國樂評人Norman Lebrecht便曾苦口婆心勸告過：「卑鄙齷齪的對掐競賽已經走得太遠了，它對兩位藝術家都没有好處」。長年被比較，更會令處於「下風」那一位變得defensive ── 譬如會任何時候都如驚弓之鳥，assume別人在用對手的成就來批評自己。Yundi的言必說「passion」，也許正是出於自我保衛機制？不屑「欠缺音樂熱情」的某人，竟比他更深得觀眾歡心？

郎朗直認彈琴的動力來自成名和得獎，這固然令很多人受不了，正如他的賣弄令很多人受不了一樣。但郎朗在歐美的名氣無疑遠大於李雲迪，賣弄的背後也有實質琴技支撐。觀眾所關注的，應該更多是能力而不是意圖。

不知是出於自我安慰還是真心相信，Yundi向記者強調，他現時的定位是「在中國推廣古典樂的偶像派」。而對於偶像這個身份，他很受落，「從獲獎到現在，偶像的光環一直跟著我……我認為偶像是一種責任。將古典帶到更多地方，是這個時間段我想做的事。去年，我在中國很多二三線城市演出。我是唯一有條件、有能力在國內舉行三、四十場音樂會的人，有這個機會去影響年輕人，很榮幸。」言下之意，想主力發展中國市場？不，他強調會平衡國內和歐美演出比重，「今年便在歐洲廿多個城市巡演。」 

Yundi在中國粉絲千萬，但外國的演出通常反應一般。我問：「郎朗、王羽佳等，在國際上人氣極高，你會感到壓力嗎？」「這個問題不回應。」再追問：「關於其他鋼琴家的問題，都不回答？」這次Yundi用帶點激動的廣東話說：「肯定啦，Cartier不可以答Tiffany嘅嘢，Tiffany也不可以答Cartier嘅嘢！這是bussiness, it's not personal issue！」 我很疑惑：脫俗的藝術家，竟自比為商業品牌？或許對李雲迪來說，彈琴歸彈琴，宣傳、賣碟和造勢是另一回事。正如選哪間唱片公司，只是純商業決定，「哪間符合我的strategy就去哪間。這是商業決定，跟藝術沒關係。如果合作得好就繼續，不好就會變化。任何行業都是如此。不變的是我，繼續彈琴。」

今天的李雲迪，就是如此矛盾。他樂於成為一個「brand」，任由唱片公司塑造形象、爭取粉絲，因他知道遊戲是這樣玩。但同時他又宣稱自己「沒有野心，沒有個人企圖性」，「對音樂採取很natural的態度」。也許，就如他自己所言：「為了保護自己，我會按自己的方式去發展」。我們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保護色。（文章原刊於2014年7月《U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