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談到了由於大陸政權的破壞，作爲科學建制之神學在中國不復存在，因此對於許多超驗問題的思考，缺乏系統性與整體性。譬如中國至今仍然缺乏對於集體苦難的徹底反思，只存在零碎的、個體性的反思。九十年代復蘇的漢語神學，對我們年輕一代人來説，乃是神學意識得以產生的一個源頭。在那一代人的民主化運動中，基督教思想也發揮著其積極的作用，它們迫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一些只有從神學維度上才能得以思考並解答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一個便是神義論問題。

二十四史，不過吃人二字，這是深受俄國正教文學浸淫的魯迅得出的結論。我們的思考也立足於這個事實上，即，如今中國人的生活建立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之上，它不顧幾千年來觸目驚心且不斷上演的屠殺、饑荒、文明毀滅等戲碼，依然堅稱有權施展不同暴力的政權是經濟文化之唯一保障，卻忽略了政權本身已經是這吃人悲劇的催生者。王道秩序下，一切小民的悲苦都可以加以抹煞，一切無法挽回的災難，人們犯下的罪惡，都可以在對秩序政權的感恩戴德中得以消弭。在六四運動過去后的三十年，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近五十年裏，我們本期望著屬於人間的正義秩序有一天能夠到來，但最近發生在大陸和香港的事情，卻使這個樂觀的計劃變得幼稚、變得遙遙無期了，民主人士的進步理想又一次失去了其支配性地位。直至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網絡上每日目睹個體的悲劇，悲劇之後，人們仍然迫切轉投政府的公義，但大多數時候，這公義并不會到來。中共所擔保的盛世藍圖卻如同古代王朝所擔保的藍圖一樣讓人心懷恐懼（我們皆知何謂盛世螻蟻一詞）。

問題產生了，神學就此可以説些什麽呢？它在中國的第一個命運一定是遭受質疑，這個質疑乃是中國人拒絕上帝存在的經典論證: ”上帝又爲這些受苦者做了些什麽呢? 如果上帝什麽也都沒做，那它便不是全能全善的，它要麽不值得相信，要麽不存在。“

我的反駁如下：

1. 倘若上帝不存在，那麽人類的罪惡皆由人類挑起，每個人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自己、政權和他人所犯下的罪惡中，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作惡，但卻默許別人作惡，或是沒有主動去制止罪惡，相當於我們也都是罪惡的幫凶，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中國人都要爲此付出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質疑上帝的人對于罪惡不是懷著沉重的痛苦，而是帶有輕蔑與不屑，那麽他也是在參與罪惡。無論如何，中國人逃脫不了道義上的責難。但我想説的并不在這一點，因爲我的目的并非是讓中國人受譴責。一種只會譴責人的思路對於正義沒有任何幫助。

2. 倘若上帝存在，它有能力但沒有能立刻制止惡，這説明它容許惡的存在。但上帝容許惡存在于世界上不代表上帝本身沾染了這惡，也就是說它的全善性依舊未受到波及。人們的問題在於，爲何上帝殘忍到讓無辜的人受害？有關殘忍的指控才是上帝全善性受到波及的原因。可是，有能力卻不出面制止罪惡并不代表主體的殘忍，爲什麽不存在一種可能，即主體充滿愛且悲苦著看著人的受苦，但卻不出面制止呢？答案可能是，這惡乃必要的，并且它能使人通往善。倘若上帝出面干預世界歷史，那麽人類也就不擁有了歷史中的自由，世界也就和充滿愛心的養老院沒什麽區別，恐怕這也是許多人所不樂意的吧! 不過介於我認爲這是一種很具有冒犯性的回答，因爲對於任何痛苦而言，任何語言都是一種冒犯，因此痛苦在這個意義上是與上帝本身的不可説性所相合的一種屬性。上帝自己便是那在十字架上受著諸般苦并被釘死的，它成了這痛苦的承載者。上帝于世人之同情與悲憫（Mitleiden)便是與人們共同受苦（mit—leiden)。

但就算是這樣，我相信神學也無法讓所有人受到安慰或是得到滿意的解答，特別是對於巨嬰而言，缺乏嚴肅性和誠懇的質疑阻礙了他們真正的探索不可説的奧秘。須知，神學只是對於神的理性言談，而言談對於痛苦卻都有不可企及的邊界。”誰能領受這言的，誰就領受吧！“

3. 對於信徒而言，2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但對於大多數屬於非信徒的中國人來説，其問題卻在於，人們怎麽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冷漠心硬，一邊過著自己的小日子，一邊卻可以宣揚一個有著這麽多人受死，同時卻不存在終極正義可以降臨、無辜的死難者靈魂得不到安慰、也即上帝不存在的這樣一個世界？就此而言，上帝的囯與義首先”應當存在“。并且，我將給出它“確實存在”的論證：

對於普通人我們尚且不說，因爲我們知道在普通人那裏，有許多發出這樣深切呼喊的人，祥林嫂在中國并非個例，而是普遍存在的一個類型，但是，就連她們的問題也被當權者和路人視作精神病而加以忽視了。其他人，若非墮入享樂的深淵，便成了冷漠的溫吞水，或是成了政府的走狗，這一傾向在知識分子圈子裏尤其嚴重。中國的文化氛圍也因此就像個黑洞，所有人在下墜的同時也虛無地加劇這種下墜。那些追求公義的人，許多則已經吃了牢飯，而他們的存在也是爲什麽我認爲"上帝的囯存在”的原因，因爲公義存在的效力仍然存在，它仍然會在世間激起反應，這反應來自於罪惡本身對於它的恐懼與不信任。因此，上帝并非如那些統治者一樣高高在上，由於上帝本身是公義的化身，公義在中國的命運是受苦，上帝在中國的命運也同樣也是受苦，它的囯存在于那些受苦者的隱秘聯係中。如果不是這樣，那這便是對受苦者的不尊重，這將不符合上帝的本性。并且我們知道，上帝的義有一天會將光明正大的到來，不過也許不是以解救的方式，而是以毀滅這地的方式。爲此，像《金瓶梅》《桃花扇》《紅樓夢》等世情文學的作者們對我們發出的忠告依然有效：由達官貴人所許諾的這個黃金世界，如果不加以悔改，終究有一天會因爲其内在惡而傾覆。這内在惡中的首條，便是對現存惡之赤裸裸的忽視。

因此，在中國，神正論的結構被顛倒過來了，受質疑的對象不再是上帝，而是這摧毀這義的世道本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上帝曾在中國播灑過的多顆種子，那些致力於播撒互愛、尊重與和平的使者，都被國家機關與群氓無情地毀滅了，他們的義行仍然被永遠地被記憶著。這也就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聼自我民聼“了，每一個對現狀心懷痛苦的人，都是在追求絕對者之正義的人，他們感受得到十字架上受苦之上帝的存在，因此也都是在與上帝共融，這便是上帝存在的印記。

神學在中國所面臨的處境誕生於極富戲劇性與張力的歷史時刻，世界再一次面臨這樣的抉擇：如一開始所說，我們已經看到，就連民主人士平日所寄希望的歐美，也在今天紛紛喪失了道德效力，人們的幻想被戳穿了。也就是説，任何正義的渴望若訴諸强力，都有淪喪的風險，因爲强力本身會衰弱，而正義本是和强力無關的事物，這也是耶穌的受難所能教給我們的一點。

能看到一切有著思考和探索心的同齡人們都在尋求來自神學的回答，自主地或是不自主地，因爲我們的超驗直覺都在如今敏銳地捕捉到了一些時代的徵兆，並願意將它表示出來。無論是從一般的人文科學，還是音樂等門類藝術，或是一般的生活經驗，其中都包含有通向對于神學解釋的訴求。神學所能提供給人們的也是這一點，它將填補這一空白，給予我們要麽合乎邏輯要麽合乎感情的解答，也將促使我們走向絕對的真，就像保羅所説：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