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這篇筆記就有點致敬老年盧卡奇的那個意思，對自己青年時期曾經迷戀過的東西做一個最後清算，大概思路是這樣的，我們不用外部的視角去批判它，我們只用它內部自我的理解來描繪每個階段，描述它辯證地走向膨脹與毀滅的過程。全文風格會非常古董，儘量模仿一九四五年以前德國人的文風，展開我的講述。接下來要說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真正的德國在一九四五年(零年)就已經死去，七十年來的德國是沒有靈魂的，它是亡者的幽靈與新填充進來的肉體結合的產物。補充一點來說，就是德國在外交，文化，經濟上皆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成為了美國戰後秩序及其理念的附庸，當然，議會制民主是好的，只不過出於文化異質性與結合的困難，它在德國也才能維持得了公共生活的這個樣子。


二.從前，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1.德國起源於一世紀日耳曼人在條頓森林與羅馬人的戰鬥，在以拉丁世界作為他者的前提下，一千五百年來德意志性才得以慢慢培育。在這之中既有暴力酷烈的行為，也有和緩的滲透與接受。例如拉丁化後了的法蘭克人反過頭來用刀劍屠殺薩克森人，並且逼迫他們接受基督教，放棄本民族的多神教。也例如日耳曼人主動拉丁化的過程，比如羅馬帝國的借屍還魂，也就是重建工作。

2.阿爾卑斯山兩側的鬥爭在中世紀表現為帝權與教權的衝突，其結果是兩敗俱傷，帝國解體，教宗的世俗權力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拉丁化的法國人反而居上。在這個階段下，由於領導義大利城邦的反德鬥爭，教廷的影響力在半島得以強化，文藝復興時期與城邦共和國曖昧不清，“新事物新思想“也成功被納入到宗教領域，比如羅馬法，透視法，“人“的發現，以及亞里士多德主義。由於南北差異，古代精神的復活，在南方以為活力，在北方卻以為是褻瀆與不可接受，而北方的這一套信仰，又恰恰是南方植入進去的，就好比孩子拿著父親的教誨指責父親沒有原則，“宗教改革“就在這種不得不決裂的條件下發生了。

3.基督教的改革一千五百年來一直在不斷，進行最大的一次是十一世紀由格里高利七世等人進行的，他們規範教會制度的改革直接引起了與德皇的衝突，可見，後來新教提出的那些嚴格的原則，在大公教會內部一直就有人在提，只不過很多新教創始人缺乏歷史知識，他們才不知道，以為教會一直不願意改善。然而，但凡真的相信上帝的人，又怎麼會相信祂的靈不會保守教會的修正？接下來的幾百年，在英國，捷克，法國，也一直有自發的教改活動，出於不信任與不理解，許多活動倉促的就被鎮壓了，但除了個別例子，大多數人士並不像後來那樣裂教的意識。在中世紀，宗教生活幾乎是一切，一切都體現在宗教生活中，共性也好，個性也好，各個門類與部門都分不開，我們只能從中看出一點苗頭，不好完全判斷。


三. 結束的開始

1.裂教只是一個表徵，由頭卻不完全是原罪，其中也有正面的因素，比如人類自我意識的再覺醒。裂教必然出現在德國，是因為上帝賦予德意志靈魂的質素便是強大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遠遠超過歐洲各國，也因此，德國民族在中西歐的精神力遠超它的鄰國，只不過它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當它意識到以後，便將一切美好歸於自己，離棄上帝去了。就如馬克思這個更拉丁的而非德國的人所說，德國是精神上的雄鷹，卻是現實中的懦夫，是精神的散發與行動上無力的結合。因此凡是德國性不那麼強的地區，願意接受其他文化影響的那部分比如低地，瑞士，奧地利，最後都脫離了這個扶不起的阿斗，留下的則是最德國的那一部分。


2.路德便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德國人，他心地不壞，只是太剛硬直率了了，因此暴露了一切的特質，而上帝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恰恰是讓這樣的人完全去發揮他的自由意志，以展現出人性完全真實的那面出來。在青年時期，他是苦心尋求上帝的人，是痛恨罪惡與墮落的人，和許多有良心意識的基督徒一樣——<<九十五條論綱>>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是良心意識的覺醒與代表。在教改前期，他和教會都願意通過協商，交談，辯論來解決教義上的不同理解，但出於時代的酷熱，互相猜忌，不信任與互相陷害，他和教會高層最終都拋棄了對方。潘多拉魔盒由此打開，原本只是觀念上的不同，現在爭端開始波及到一般民眾，唯獨是因為人們的罪。世界上有罪，是很正常的事，自由的人必然犯罪，否則也無自由可言，然而僅僅是因為人們犯了很重的罪，就討厭人，去藉此斷絕與他人的聯繫，同樣也是犯罪，一般人如此，更何況教內兄弟與共同體成員。現在也不僅是共同體內部的事，全世界都受這罪的傳染。


3.路德反抗皇帝與教會的壓迫，尋求良心的自由表達，在這個時期仍然是正面的表現，甚至表徵了原始基督徒們在君王前為主做見證的狀態。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他的不足開始體現，當正義是個人行為，沒有和共同體產生聯繫時，便總會流入軟弱之中。薩克森諸侯給了他庇護，他就欣然接受了這種庇護，成為了體制內的智慧老人，溫柔鄉與安逸生活的犧牲品，從此主的良心也不再找上門，他開始變得缺乏激情，缺乏理解力，對可以成為合作夥伴到伊拉斯莫與閔採爾毫不留情，卻對自己的生活愈發豁達。“唯獨恩典“比單靠行為稱義的理解更加讓他的生活陷入困頓與無助，因為主的恩典已經不臨在他身上，他恰好忘記的一點是，你的自由意志本身已就是恩典了，如今你還想放棄這種恩典去謀求不基於這層恩典之上的其他的更加直接的拯救，不是出於本性的貪心與懶惰是什麼？他始終生活在對罪的恐懼中，最後也只能通過與人類犯罪傾向的和解來達到平衡，從這點上來說，他到死都是個中庸的天主教徒，值得在地中海邊養老。


4.其他新教教派的發展，下略。


5.在中世紀斯陶芬王朝的時代，政治上的穩定與統一提供了民族國家的培養皿，然而這個框架在德皇貴族集團對義大利不斷的侵略中被毀滅了(活該！)，成為“教皇的奶牛“也是這一持續幾百年狂妄行為的結果。等到十六世紀初，上帝在藉著我們親愛的哈布斯堡皇帝兼西班牙世界帝國的君主查理五世再一次提供給了歐洲人這一千載難逢的和解的機會，也許也是最後一次機會，使全歐全德的政治勢力都能在mundo cristiano 的框架下共存，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的進攻(彼時拜占庭和俄羅斯都已亡故，基督教世界的前線失守，它的核心直接暴露在外族文明的進攻之下)。然而上帝此時同時許可了新教事業的興起作為試探，基督徒們受到了引誘後不得自拔，就開始互相攻擊，甚至一部分還與伊斯蘭教徒合作攻擊另一部分基督徒。帝國在兩者間疲於奔命，最後於三十年戰爭後徹底解體。中世紀的德國文明近乎被毀滅，土地荒蕪，城市成為廢墟，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破壞程度勝過兩次世界大戰。這便是一次十足的業報。


四. 哈雷慧星


1.戰爭加強了我前面所說的德意志性的沈思與行動完全不協調的比例，政治生活的歸零，使地方諸侯變得封閉，保守，傲慢，自大，愚蠢，虛榮，他們是恩格斯筆下德國小市民的直接祖先。彼時法國路易十四王權鼎盛，所有諸侯便去模仿他。巴洛克時期，德國的自我在沈睡，路德宗與加爾文宗也因為和封建體制的苟合，成為了他們當初所反對的那種東西(新教此時的原初精神，早已轉移到了荷蘭，英國，以及新大陸)。因此，在這種情況外部生活全部喪失，人只能過私人生活的情況下，才產生了巴赫等人的向度，也就是德意志的內在性，通過音樂，文學，哲學與科學研究等渠道開始逐漸體現。


2.啟蒙精神和浪漫主義，實質上都是德國人提出的，卻在法國那裡得到了實現。當巴洛克時期混沌的內在性與自我意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有了理性化的部分。萊布尼茨是最後一個拉丁人，是天主教百科全書式思想傳統的結尾，故先存而不論。在他之後就是赫爾德與康德，兩者便是上述兩場運動的父親。他們有自己的專長與尊嚴，不需要像法國啟蒙思想家那樣討好統治者，與此對應的，他們也要求統治者做好本職就行了，菲特列大王是他們在政治領域的鏡像，普魯士興起後理性戰勝情緒的表徵。對於赫爾德來說，如狐狸一般到處尋覓的人類學探索，是發見個體性與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渠道，在這種歷史性工作中，各民族的語言與習俗也就得到揭發，他們的民族意識與精神也就得到了解，他在言說的同時，其實也就是在嘗試對德國的民族性做初步的定義。相對應的，康德則是刺蝟式對自我與內心的尋求，是對個體性認識與良心依據的反思。由於缺乏拉丁性的影響，在康德這裡不再存在任何先在的規定，上帝被撇開，認識，倫理以及審美的源頭都源於自我。它的核心是認識論，是說自我邏輯上先於世界，後兩者都是由這一基本點導出的，也因此，德國性在這裡得到了哲學上匿名的被論述與站台(笛卡兒還不敢這麼有膽量地廢除上帝，“我思“只是作為臨時的起點，但並不是真正的起點)，甚至開始顯得獨斷了，也因此，康德被稱為浪漫主義的精神祖父。雖然他是理性的化身，但卻在理性層面提出了情感的依據，而浪漫主義就是基於這一合理化後情感的自我證成，一點沒錯。


3.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是德意志靈魂最美好的時段，在這裡不贅述，大家去讀去聽去感受便可知。


4.拿破崙作為拉丁世界世俗化的代表，侵入了德國，給德國奉還了他們輸出給法國的啟蒙產物，這種奉還讓德國人覺得備受侮辱——在目空一切的人看來，就算再公正的人來管理這個社會，也是對他們尊嚴的傷害。又一次，出於對外部規定性的仇視，德國人的意識再度覺醒，這次是完整理性清楚的表達，由柏林大學首任校長費希特在對法的解放戰爭中提出，個體意識，良心自由，第一次和民族意識與民族自由聯繫起來，民族居然真的被德國人視為了實體與具有靈魂的活物，視為了珍寶與救命稻草，可以救他們脫離凶惡。他們在用自我代替上帝的同時，也用國家代替了教會。德國的宗教，就如馬克思所說的，成了國家的部門，與民族的鴉片。


五.啓示錄


1.奔向毀滅的列車不需要開多遠便可以跌下山崖，從萊比錫戰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過整百年，在後一件事發生時德國人已經實現了多年夙願，他們有了一個國家，但他們為了這個可鄙又可欲的願望早就失去了靈魂，也就失去了政治，失去了真正的城邦生活。“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生命(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瑪 16:26)“

2.路德維希二世與希特勒，在結果上是兩極，其內在邏輯卻是一致的，都是自我的審美追求攫取了整個政治，只不過前者受著天主的引領，依然願意尋求美善，後者就跌入在魔鬼早就給羅馬人們所設的圈套裡，即一種紀念碑意識。

3.德國精神的終極在希特勒的大建築方案那裡得到最後的顯現，是兩千年來條頓人對凱撒權威的戀慕的最直白的情書: 得不到，因此戀慕。大公教會兩百多任教宗從來不需要自立為凱撒，我們也沒有實力，軍隊，金錢與領地自立凱撒，我們只是默默守護古希臘古羅馬留給亂世的唯一遺產而已，那就是說: 精神世界的一定重要於物質世界的，天國的一定重於塵世的。以此為依據，我們才領受地上的一切美好，並進行積極的世俗生活來回應這種恩典。大公教會在十六世紀後的幾百年內，飽受來自民族國家與裂教的攻擊，等我們熬過了至暗時刻，熬過了最極端，最瘋狂的年代，卻依然沒有喪生自我，我們才可以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就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后 4:8)“

4.德國放棄個人內心天國實現與証成，發了狂一般追求在塵世做優等民族的事業時，這是必然的結果。在不依靠上帝時，個人的罪一定也會戰勝向善的驅動，更何況群體呢？在威爾遜總統從本篤十五世教宗的通諭中形成現代世界的十四點原則時，德國的上層人士卻在謀求如何支配歐洲，這就是他們的“政治作為天職。“與此同時，威瑪的，歌德式的啟蒙民主卻在德國難產，受到歧視與排除，是必然的結果。托瑪斯曼與黑塞所堅守的浪漫主義最後一點來自自我意識的人文氣息，也都在德國人對現實政治的算計中化為虛無。在德國人的意識那裡看來，市民意識與天才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他們必然互相決裂，而他們稱讚天才，貶低市民，實際上是他們連市民的政治能力都不具備，但卻有瞧不起市民共同體的樸實。漢薩城市的市民模仿荷蘭和英國實行商人自治，是在試圖實踐可商談行的努力，但是德國人不願意像英國那樣，他們要他們的民族共同體與民族自由，卻不要個人自由，就這樣，海德格在觀念上打了康德的耳光，為了成為臆想中的國師，他與新當局曖昧不清，最後也被法國佔領軍開除了教職(You deserve it！)。如同阿倫特與伯林所說，這個民族刺蝟一般的內在性，這種不願意好好對公共生活負起責任來的逃避心態，最終毀了他們。


5.歷史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想說的是，離棄了真理的民族，必然是走在滅亡的道路上的。新德國願意藉著歐盟的殼重生，是因為它本已喪失自我重生的條件。然而就連歐洲的元氣也已經被它榨乾，靠著美國的保護而生活，我們甚至不清楚，在美國衰落的時代裡，舊大陸能不能自力更生。目前的德國是文明的昌盛，文化的廢墟，靈魂哪去了？靈魂早死了。


六.結語


1.之所以採用一種感性的，反現代歷史科學的文風來描述歷史，是想達成一種理解與迫近。一九四五年以前，所有的德國思想家都曾試圖描繪過這種德意志性，對它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也構成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當反思不再可能，自我意識不再被許可以後，民族性這種共同的質，自然也就死去了。


2.如托爾斯泰所說，歷史是個人抉擇的微積分，是所有人自由意志得到完全地許可並加以實現後疊加起來的演化結果，大道不言，天主只是默默地讓人們去做他們最想做的，並在歷史中展現人們的原罪，背叛，以及祂對我們一如既往的愛，甚至祂自己的顯現(黑格爾語)。歷史意識是我們作為人類所必須擁有的，沒有通過歷史的人，很難知道天主曾為我們做過什麼，也就不會知道基督是在歷史中為我們所做的犧牲，啟示也是在歷史中得以體現。我們儘量讓自己的歷史意識與一個世紀以前掛鉤，就不容易失去方向。當下的問題並不會比當時更嚴重。而人的罪惡總是重複，相對也就好預測一點。


3. 舊時代的最後一個夏天，我們在施普雷河城鐵天橋下的土耳其快餐店盡情歡笑，談論德國富足的財政與舊歐洲依舊屹立的永恆遺產，這種快樂的世俗生活在今日已一掃而空。科羅娜擊碎了我對講德語的舊歐洲最後一點想法，把我的眼神從對地上之國的愛慕中挪開，轉向永恆的天國，這正是德國浪漫主義的代表，諾瓦利斯的理想。我想，邪惡的人總是自取滅亡，善良的人們總是殊途同歸的，無論他們來自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