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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armony】

The body and the city 正在藝術中心的歌德學院展覽。英文展題 the body and the city 原意探討身體和城市的關係，但中文繹名卻相當奧妙，題為「我身於我城」。不是任何人的身體，是第一身「我」的身體；不是任何城市，是我的城市。策展人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人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城市。人和城市分不開。

掉下去的人

展題旁邊擺放著德國藝術家 Sebastian Stumpf 的酷跑（parkour）作品，展示藝術家在城市中不同的地方酷跑的影像，或是欄杆丶或是建築物的花槽石礐、或是天台。原意只是為了反思原來我們一直都活在高度被規劃的城市之中，為什麼這邊是只可坐不能躺丶那邊不淮攀爬，其實城市的一草一木都被準確計算。而我們的身體被困於這些空間使用的規條之中，我們的行動並不如想像中的自由。以酷跑打破了空間的規限，作品的影像剛剛好只是凝固在跳起的一刻，恰恰停在半空，處於兩個已受規劃的空間之間，保留了想像空間和曖昧性。

德國藝術家 Sebastian Stumpf 的酷跑（parkour）作品

跨過欄杆之後是什麼？會掉下去嗎？作品沒有交代。可是這個想法卻赫然讓我想起我們的城市，有些人，的確跨了過去之後，就掉下去了。

策展人提到，為了增加作品於香港展出與在地的關連，展示方式特別模仿鬧市中那些已倒閉的店外，圍封的木板上貼滿了重複但又過期的海報的景象。剛才對於我城的聯想竟一發不可收拾，這種高度重複的影像，帶著無力感，彷如無聲的喊叫，莫名的像那段在街頭悼念那些掉下去的人的景象。

玩娃娃屋的女孩們

另一組非常震撼人的作品，是置在幽暗入口的一組素描。白俄羅斯藝術家Nadya Sayapina以樸素的素描描繪了她與十七個女孩被拘留的經歷。作品以《Dollhouse》為題，指藝術家和其他女孩在面對嚴苟的拘留情況下，例如在白俄羅斯嚴寒的天氣下被沒收保暖衣物，或是被虐待，她們會互相治療丶互相取暖，甚或是以綁辮子來渡日，幻想自己在玩娃娃屋或是煮飯仔的遊戲。充滿童真的命題更顯出現實的無奈和黑暗。是怎樣的絕望才會令人出現這種近幾解離的狀態，以娃娃屋的遊戲安慰自己，使得人能絕望中有一點溫暖的想像，並相信「遊戲」有完結的一日。

白俄羅斯藝術家Nadya Sayapina作品《Dollhouse》

與其說是藝術作品，Nadya 的素描更像是紀錄。以樸素丶不加修飾的繪畫方式記下她們的經歷和每個女孩的樣貌。這些人像素描不求表現情緒丶不為展現性格，只是為了紀錄曾經有這個人的存在，畢竟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誰就憑空消失了。即使作品不企圖表現情緒，但凝視本身就帶張力，逼使人認清眼前每張臉孔。同樣是一張張陌生的凝視照，同樣帶著倔強的眼神，亦曾經每日反覆地出現在社交媒體，為了同樣的目的：紀錄這些我們生怕會隨時消失的面孔。

缺席在場

比起周邊各種震撼人的政治作品，同場的香港藝術家的作品顯得「小家碧玉」一些。如果說其他作品是外觀地以「以我的身體探討與我城的關係」，同場的香港作品則是以紀錄式的偽眼球、模擬各種城市裡的聲音丶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甚或是偽香港起源傳説等，內觀地反思「我的身體身處於我城的關係」。筆者無意在此細說各組作品（縱然作品非常值得細看，魔鬼在細節裡），但特別想點出香港作品為整個展覽帶來的落差感。

香港藝術家的作品

香港作品帶來的不單單是與周邊各組作品的悲傷丶無力或控訴的落差感，更多的是，若觀眾把整個展覽的重點視為反映各城的社會狀態，那香港作品少不免讓人有避重就輕之感。避重就輕並不是壞事。這種從缺恰恰提醒了我們，為什麼今時今日香港的展覽，可以討論白俄羅斯丶緬甸丶天安門，但我們就是不能夠以同樣目光討論我城。

可悲或可幸，我們仍然能從周邊的作品中找到我城的影子。或是Sebastian Stumpf 的酷跑；或是Nadya Sayapina的《Dollhouse》；或是越南藝術家陳龍的作品《m(A)outh cleaning》。

在連悲劇都全球化的時代，我身不再只是於我城，亦見於他城。他城我城分別好像不大。

（文本無題，現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