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學堂】從盧旺達到波斯尼亞 性暴力作為種族滅絕手段
性暴力在全球戰亂和衝突地區均非常普遍，各國政權甚至有系統地以性暴力作為種族滅絕的手段，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包括 1994 年盧旺達大屠殺，以及上世紀 90 年代爆發的南斯拉夫內戰。就連香港人近期非常關注的緬甸，過去亦曾發生軍方針對羅興亞人（Rohingya）施行種族清洗和大規模性侵暴行。
6 月 19 日是聯合國「消除衝突中性暴力行為國際日」，讓我們藉此了解衝突中的性暴力事件、相關國際刑法標準，以及國際社會在遏止性暴力和其他人道罪行方面的努力。
聯合國對於「衝突中性暴力」的定義：
「與衝突有直接或間接關係，針對女性、男性、女童或男童施以強姦、性奴役、強迫懷孕、強迫絕育等任何形式的性暴力。」[1]
系統性強姦 — 性暴力作為戰爭、種族滅絕的手段
很多人認為性暴力在衝突地區中發生，只是部份軍人肆意凌虐的「個別事件」，但其實在過去全球諸多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中，不同政權都曾有系統地利用強姦等性暴力，以達到戰爭和種族滅絕（genocide）目的。
以 1994 年盧旺達導致超過 80 萬名圖西族人（Tutsi）死亡的種族滅絕暴行為例，聯合國估計當地發生超過 25 萬宗強姦事件，大規模的性暴力（包括強姦、切除生殖器、將女性「許配」給戰士等）不僅對圖西族女性造成嚴重身心創傷，更同時剝奪她們社會尊嚴、破壞她們所屬家庭和社群連結，甚至意圖令女性不育的種族滅絕手段。[2]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亦指出，上述系統性強姦（systematic rape）暴行使愛滋病在圖西族女性間廣泛傳播，倖存者更須面對長期社會歧視和健康問題。[3]
後來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ribunal for Rwanda）審訊盧旺達案時，歷史性地裁定強姦屬種族滅絕手段，成為國際刑法先例。審訊至 2015 年完結，共有 62 名盧旺達高級軍官、官員、政客等因指揮或參與種族滅絕，被判罪成和監禁。
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庭長 Navanethem Pillay：
「自古以來，強姦一直被視為戰利品。如今強姦將被定為戰爭罪。我們希望向公眾傳遞清晰的訊息，強姦不再是戰爭的榮譽獎座。」[4]
性暴力可構成危害人類罪 塞爾維亞將領被追究屠城責任
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和戰爭罪，是少數國際刑事法庭會訴諸起訴、審訊的嚴重國際刑事罪行。根據《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危害人類罪即為「廣泛而有系統地針對平民進行攻擊，而作為攻擊的一部份，實施包括謀殺、滅絕、奴役、酷刑、強迫失蹤、強姦等任何行為」。[5] 此定義看似廣闊，但要在國際刑事法庭上證明任何人觸犯危害人類罪，法律門檻和執法難度都相當高。
值得留意的是，除了強姦，性奴役、強迫絕育等嚴重的性暴力罪行，亦被納入危害人類罪的法律定義中。在波斯尼亞戰爭中，塞爾維亞軍警曾建立強姦集中營（rape camps），並於 1995 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中大舉屠殺波斯尼亞男性和強姦當地女性。
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後來起訴了近 160 名戰犯，當中至少有 30 人因性暴力而被判刑，時任塞爾維亞總統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多名軍方將領亦因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成被判監。[6]
性暴力只針對女性？被忽略的男性受害者
不只女性會遭受性暴力，衝突中亦會發生針對男性的性暴力，但這些案例常被輕視。斯里蘭卡長達 25 年的內戰在 2009 年結束，戰後當地法外處決、酷刑等多宗人權侵害事件公諸於世。人權組織 Freedom from Torture 曾檢視 148 名斯里蘭卡酷刑倖存者（125 名男性和 23 名女性）的案件，發現當中高達六成男性（83 人）曾遭受性虐待，包括強姦、強迫裸身和折磨下體，但記錄男性所受性暴力情況的官方文件數量卻甚為稀少。[7]
社會普遍認為只有女性會遭受性暴力，而男性作為一家之主及族群領袖，更需要表現出剛強的性別氣質；這些性別定型的觀念導致男性在面對性暴力時，更容易感到羞恥、自我封閉和自責，亦更難開口求助或公開事件。
全球衝突不斷，性暴力無孔不入
以上歷史事例皆顯示，衝突中的性暴力非常普遍，政權甚至刻意利用性暴力作為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手段。身處香港的我們，即使難以身體力行協助這些在戰爭中受到性暴力受害者，但至少能感同身受，主動關注全球各地衝突中的性暴力事件，並了解相關人權標準，以教育自己和他人，並與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
原刊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