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的薛丁格盒子

香港與倫敦相隔九千六百一十七公里，在百年的殖民歲月裏寫成了另類的雙城記。來自香港的五位製作人在異鄉相遇，走在一起説了個關於香港記憶、符號、象徵的故事，這個故事沒有開始與結束，是一個走不出來的死循環。一九四七年，一架名叫Stardust的客機在降落前與控制中心失聯，五十年後它的殘骸在南美洲的山上被尋回。一名紅衣女子從戰時留下、充滿著泥濘和污水的隧道走出來，巧合的是這些戰時隧道為了讓當時的軍人容易記得特以倫敦街道命名，如Piccadilly與Regent Street，一個戰後廢墟中，竟連結起過去現在的香港與倫敦。她不斷重複着：飛機失事，所有人卡在某個空間內出不來，但我們仍生還。

根據common sense，任何東西同時只能是一個狀態，薛丁格的貓在箱子裏卻同時是生和死，直至被箱子打開，我們才能觀察，並得知牠的狀態—生或死，薛丁格藉此帶出量子力學的荒謬，後來有人大膽假設雖然貓在這個空間是死的，同一時間在另一條時間線上卻是活的。在另一個時空裹，她經歷了甚麼？

香港因轉口港的身分成為了很多人口中的華洋集處，這是官方的論述，最初的香港旅行會也是以東西融和作為賣點，例如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旅遊指南，封面設計採用了中國人與英國人握手的情景，以及帆船和海軍旗艦等等。香港總是被歸邊分類，從來不被視為擁有獨特性的個體，而事實上我們不只是中國與英國的混血兒，也曾是難民的避難所，包容性強，它同時是所有人，是不同面貌加在一起的結果，有種獨特性叫香港，任何部分也不能被切割出來，那種名叫盧亭的半人半魚生物，一但被強行斬開，便會死亡。

也許香港有着前宗主國的影子，製作人們表示：

「行過倫敦的 Gloucester Road，我會想起香港的告士打道；見到郵筒，我又會想起以前香港的郵筒都是紅色的；甚至過馬路那按鈕，英國仍然是黃黑色盒、白色按鈕那款。」Bonnie 說，「呢個係屋企嘅感覺。」

到底是英國像香港還是香港像英國？香港並不是任何地方的複製品。在外地那種似是而非的熟悉感，往往是我們把自己對香港的印象投射到陌生的異郷以解鄉愁，我們傾向認得熟悉的事物，但人要往前走，世界日新月異，記憶太脆弱，我們忘記得太容易。

感覺上演出有點2046的影子，我們為何登上星塵航空，在尋找甚麼了、想記得甚麼、逃離甚麼？

去2046的乘客都只有一個目的地，就是找回失去的記憶。因為在2046，一切事物永不改變。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因為從來沒有人回來過。我是唯一的一個。一個人要離開2046，需要多長的時間？有人可以毫不費力地離開，有人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我已想不起我在這列車上待了多久，我開始深深地感到寂寞。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麼離開2046，我都含糊其辭。

正義女神像帶領觀眾遊走大館的歷史角落，細說每面牆壁曾見證過甚麼，Old Bailey Street、Chancery Lane、Dead Man's Walk，在這個時空尋找另一個時空。也斯的詩提到：到底留下來的殖民地建築，是否還保留著原來的靈魂，抑或已成為被挪用的符號？踏入回歸前倒數階段，香港大部份的殖民地建築都被換成包浩斯風格的實用性建築，餘下的建築仍然保留着昔日的模樣，他們是通往過去時空的根據地。於是觀眾們找到時空裂縫中的星麈航空，開始旅程，看着「窗外」的影像，我在想若要離開香港，最想記得的是甚麼？會不會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個無處安放的符號？

把廢墟的意象重新組合可否
併成新的
—也斯〈舊殖民地建築〉

飛機墜落後被紅燈籠喚醒的四位空中服務員，回到了既是生又是死的狀態，箱子被打開—香港文化被觀察、分類、詮釋、想像—他們來到了舊香港的街頭，空中服務員成為小販、餐廳侍應、借酒消愁的紅衣女子，突然又變成廣告中的明星唱著七八十年代的taglines，像一場夢魘，也像已壽終正寢的歷史博物館中的場景，不知道製作團隊是否別有用心，那段表演的確營造了一個非常uncanny的空間，一個亂葬崗。香港文化成為了被關注的對象，符號挪用、懷舊打卡熱點比比皆是，我們對香港的記憶，難道就只是如此表面？我們是否在把殘骸挖出來重新組合、美化？我不討厭懷舊，只是我們必須acknowledge當時的真實，無論是醜陋還是美麗。薛丁格的貓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裹成為所有可能性，到最後，箱子仍然會被打開，摧毀一切曾經的「美好」。

對於《痴線一分鐘》，有些概念未必在演出中成功傳遞給觀眾，甚至被誤會，畢竟實驗劇場也許需要更多耐性去理解沉澱，觀眾們也不必在演出結束後急於妄下定論。Minute Moonshine沒有開始、中段與結束，創作形式有點像Batman在2007年為宣傳電影而進行的ARG遊戲，有點失望的是遊戲與演出的關係沒有想像中之大，若然能加強沉浸式的效果，相信觀眾會更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