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 10 月 13 日「18 區開花」示威，數名男女被指「搶犯」及「飛踢」警員，其中被指企圖搶去警員散彈槍的 31 歲男工人，早前承認襲警、非法集結兩罪，經審訊後再被裁定企圖搶劫罪成，今（20 日）在區域法院被重判監禁 ７ 年，達到區域法院判囚上限。法官謝沈智慧援表示，被告意圖令警嚴重受傷是「目無法紀、心懷惡毒」，若成功搶槍，更可用槍指嚇警員，直言「區域法院的權限並不足以反映刑責」。

至於另一被告、被指獲協助逃走的18 歲男學生拒捕罪成，法官指他年輕及需紀律教導，判入更生中心。

宣判首被告判囚 7 年一刻，旁聽人士不禁「嘩」一聲叫出來，有人問：「吓咩話？7 年？」。散庭後，有親友在庭外痛哭。

次被告稱曾受警方武力對待　患創傷後遺欲自殺

法官謝沈智慧判刑時先引述辯方為兩人的求情，指首被告謝信誠年少時成績差劣，會考零分，因結識黑社會分子而成為毒販，在 2012 年因販毒罪被判囚 4 年 9 個月。 2015 年出獄後再因藏毒罪被判入戒毒所，隨後才洗心革面，重回正軌找到紮鐵工作。首被告母親的求情信指他本性純良，努力工作，是次犯案只是一時衝動。不過，法官並不認同，更批評首被告的求情「簡陋至極」。

法官讀出次被告陳家俊的求情時，透露他在本案發生前，曾於前年 8 月 11 日在太古站涉非法集結被捕。次被告稱受到警方武力對待，此後患上創傷後遺症，其後向精神科醫生求診，發現有嚴重抑鬱、焦慮等。他曾經暫停覆診，一度欲自殺，去年 8 月重新覆診，醫生認為他須繼續接受治療。病症令其文憑試成績不理想，最後雖能入讀職業訓練局的課程，但因本案延遲，而限期最多為一年，很大機會不能繼續就讀。

求情另提及，次被告起初參與示威，只負責清理現場，其後示威暴力升級，他繼續參與，因認為與其他參與者理念一致，又認為不會因示威負上刑責。即使在前年 8 月首次被捕後，次被告也不覺得會遭起訴，才繼續參與示威，最終牽涉本案。

官斥當日暴力針對落單警員

法官隨後援引多宗案例，包括英國樂隊 Pink Floyd 結他手的兒子 Charlie Gilmour 於 2011 年涉英國學生示威的英國上訴庭案、1994 年陶君行案、黃之鋒等 3 人衝入公民廣場案等，表明為防止被告重犯，同時以儆效尤，防止他人以身試法，判刑上懲罰及阻嚇應予以極大比重，犯案者的福祉不比公眾秩序重要。相反，被告更生只須給予很少比重，甚至不給予比重。法官強調，不論理念、動機或目的多麽崇高，也不是求情理由。

法官指，當日集結最初不涉暴力，只涉堵路等，在警員到場後才有暴力出現，涉及示威者少，為時亦不長，但暴力主要針對落單、孤立無援、僅以溫和方式執行職務的警員。首被告協助次被告逃走更是加刑因素，直斥「既要參與非法集結，又要警方不執法，是橫蠻無理」。

官：警員沒嚴重受傷只因警方給予防禦

對於首被告解釋襲警是為了發洩，望令警員身體嚴重受傷，法庭斥責他「目無法紀」、「心懷惡意」，指涉案警員沒嚴重受傷，非因首被告留手，只因警員的頭盔等護具給予防禦而已。就首被告的非法集結罪，法官以監禁 3 年，即控罪最高判囚刑期作量刑起點，扣除認罪減刑後，此罪判囚 2 年。

就企圖搶劫罪，法官指，被告與涉「飛踢」警員的人犯案、受害人是警員、目標是警員的散彈槍等，都是加刑因素。法官認為，一旦首被告成功搶槍，即使上了鎖也可用作指嚇警員，最終判處監禁 7 年，為區院最高可判刑期，直言「區域法院的權限並不足以反映刑責」。

至於首被告另承認的襲警罪，法官指案情較 2016 年梁天琦襲警案，「有過之而無不及」，故以監禁 18 個月作量刑起點，認罪後獲減刑至 1 年。

次被告因年輕判入更生中心

法官指，三罪源於同一事件，加上其中一罪的判刑已達區院上限，因此三罪刑期同期執行，首被告共判囚 7 年。至於次被告，法官考慮他年紀尚輕，而他本案前已被捕一次，反映他須要更生及有紀律的教導，故就拒捕罪判入更生中心。

首被告謝信誠（31 歲，紮鐵工人）被控一項企圖搶劫罪，指他於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旺角雅蘭中心外，企圖搶劫警員 X；次被告陳家俊（18 歲，男學生）被控一項抗拒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指他同日在旺角彌敦道，抗拒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X。首被告另承認參與非法集結及襲警兩罪，分別指他以竹枝等堵路，並拳打警員 X。

案件編號：DCCC57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