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大辭職」席捲全球 醞釀已久的你今日遞信了嗎？
「假如努力工作是一件美妙的事，富人肯定會把一切工作都留給自己。」（If hard work were such a wonderful thing, surely the rich would have kept it all to themselves.）
這是 Reddit 「反工作」討論區（antiwork forum）其中一句分享金句，出自美國已故工會領袖柯克蘭（Lane Kirkland）。
專為「打算辭職，想辭職，期望在沒有工作的生命中得到最大滿足的人」而設的 antiwork forum，過去一年加入人數增 400% 至 90 萬人。同一時間，我們目睹幾乎席捲全球的辭職潮。
大辭職潮席捲全球
今年 4 月，美國「炒老闆魷魚」的總人數有 400 萬，打破歷來紀錄，經濟學家稱之為「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而這股熱潮只是剛剛起步。到 6 月，當地職位空缺升至 1,000 萬，同樣是新高。8 月，辭職的人數又再創新高，達 430 萬人。
類似情況在其他國家亦出現，微軟於今年 3 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有大約 41% 勞動力打算今年內「遞信」。以澳洲為例，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 9 月做的調查顯示，5.2 萬名受訪澳洲人當中，大約 25% 考慮辭職，這情況並非集中某一兩個熱門行業（如醫護），而各行各業各職級，由高管到前線銷售都在蘊釀辭職潮。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 負責人 Martin North 表示，想「劈炮」的澳洲打工仔人數比去年同期幾乎翻倍。分析預期，當澳洲白領大軍穩袋花紅，放完年假，大約明年三月，將可能出現前所未見的大辭職潮。
在英國，調查機構 Momentive 最新研究指，52% 受訪英國民眾表明，若然雇主要求他們回復全職工作，要到辦公室坐足至少 8 小時，就寧願辭職，11% 表示會當場辭職。40% 對重返辦公室做全職感到遲疑。早已習慣混合工作模式（即結合遙距工作及在辦公室工作）的更有 60% 不大願意重返舊模式。他們亦對雇主的「期望」亦更高，包括 42% 受訪者認為應該每周工作 4 天，41% 受訪者希望假期無上限。人力資源軟件公司 Personio 的研究則顯示，38% 英國打工仔打算在未來 6 至 12 個月辭職，截至 8 月止的 3 個月，職位空缺超過 100 萬，是自 2001 年有紀錄以來首次。
德國方面，德國經濟研究所（Ifo institute）8 月份刊出的調查指，超過三分之一德國公司表示缺乏熟練工人。
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現時 38 個成員國的勞動人口比 Covid 19 出現前少了 2,000 萬人，當中有 1400 萬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被歸類為「不工作」及「不找工作」。與 2019 年相比，沒有就業、受教育或培訓的年輕人增加了 300 萬。
中國則有自家版本的大辭職 — 「佛系」、「躺平主義」、「內捲化」。任官方如何狠批躺平可恥不正義，16-24 歲年齡群的失業率還是高達 16.2%（7 月數據），比整體失業率（5.1%）高出超過兩倍，全國技術勞工短缺問題仍是嚴峻。（香港亦有自家版本的大辭職，還加多個大退學潮，原因眾所周知，在此不贅。）
疫情的威力
分析大辭職背後原因，離不開惡劣的工作環境、害怕染疫、對舊有朝八晚八 / 朝九晚九（朝九晚五是優差吧），不斷追求金錢成就的生活感到疲憊厭倦。可以肯定的是價值觀已悄悄改變，由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提出的「低慾望社會」，到 Huffigton Post 創辦人 Arianna Huffington 大力倡議的「成功不用燃燒殆盡」，多年來對工作文化的反思並不缺乏，然後一場疫症，讓製造業、物流、飲食、娛樂......無一不被撼動，而職場的大變革，就由 Z 世代（1996-2012 年生的一代人）領軍。
生於 911 後的 Z 世代，成長於超連結世界，手機比電腦重要，講求即時的滿足感，平均留在一個工作崗位的時間為 2 年 3 個月（要留意的是他們大都是剛入職場不久）。對這班年輕人而言，改變舊價值、文化，忠於自己，尋找意義，比起無止境追逐成就名位來得重要。當他們發現所處崗位同自己理念不同，會勇於離開原有的舒適圈。
LinkedIn CEO Ryan Roslansky 表示，公司團隊追蹤旗下近 8 億會員的轉工動向，發現今年轉工量按年上升 54%，當中以年輕人佔最多，Z 世代的轉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80%，千禧世代（1981-1995）升 50%，X 世代（1965-1980）升 31%，但嬰兒潮一代（1946-1964）只升了 5%。籠統來說，嬰兒潮一代已屆退休年齡，X 世代傾向維持現狀，守住人到中年累積下來的資糧，年輕人負擔相對輕，有更大彈性追夢。
《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ome）的研究則指出，美國大辭職潮中，處於職業生涯中期，即年齡介乎 30 至 45 歲的員工的辭職率增幅是最高，2020 至 2021 年平均增幅超過 20%。
這批千禧世代，佔美國勞動人口最大份額，他們經歷 2007-2009 年的經濟衰退，崇尚自由，但並不鍾情個人主義，反而強調齊上齊落，贏一齊贏，輸一齊輸，即所謂的 We Culture。他們是 work 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的主力推手，尤其 Covid 19 的出現，迫使很多家庭過著有如 19 世紀農業經濟的居家生活模式，在家工作、煮食、娛樂、照顧孩子，甚至教育孩子，全部自家包辦，初時怨聲載道，日子久了卻發現了新天地，新版本的 work life balance 由此誕生。
當辦公室在一段時間退場，「副作用」竟是將個人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原素 — 工作，在不知不覺間降了級。如斯脆弱，也值得反思。
大辭職與反工作運動
當然，辭職不等如反工作（antiwork），但兩者關係非常密切。這次全球大辭職潮就被指是反工作運動 （antiwork movement）。
所謂「反工作」其實沒有嚴謹定義，人言人殊。有人認為工作很痛苦，所以沒有人應該工作。有人則認為要把個人需要及渴求放在工作之前。也有人認為人應該拒絕恒常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最受歡迎的著作《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批評在資本家當道的社會，生出諸如「對工作的喜愛」、「對工作的強烈熱情」的種種謬見，為勞工階層帶來極大傷害。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 Bob Black 最為人所知的著作 《廢除工作》（The Abolition of Work ）指，工作就是以經濟或政治手段強制從事生產活動，是世上大多數痛苦的根源，所以人不應該工作。
雅息士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助理講師 Amelia Horgan 在新作《迷失於工作中》 Lost in Work: Escaping Capitalism 寫道：「通常情况下，往往是我們需要工作，而不是工作需要我們。工作令我們失去自由。在工作時，時間不再屬於我們。」她指出，「最理想的情況是不完全取消工作，相反，我們應集體朝著相同改革目標，繼續工作的同時，在工作以外尋求與人合作和快樂。」
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之一，無政府主義者、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1961－2020）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指，社會上有至少一半工作毫無意義，且情況愈來愈嚴重，但在社會共識、文化及宗教影響下，工作被視為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些狗屁工作帶來了深刻的心理暴力。 當一個人覺得自己的工作無聊不應該存在時，何來有勞動尊嚴？怎能不生出憤恨和怨氣？
一場根本性社會重塑已經展開
反工作、反勞動思潮由來已久，而其死敵「工作主義」（workism）繼續橫行多年，這次由 Covid 19 帶動的「反工作運動」終於有點像樣，是否足以扭轉形勢目前言之尚早。創造「大辭職」名稱的得州農工大學管理學副教授 Anthony Klotz 表示：「事情將發展得很快，大家只是在想疫症過去想做什麼，當中很多人都想嘗試新事物，卻又不肯定那是否對的。去到某個時候，人們會意識到，『很高興我選擇休假，但現在我已經準備好重新進入職場。』」他甚至預言，即將迎來長達 5 年「回頭草」熱潮，尤其當老闆們決定採取混合工作模式，將是頗大的吸引力。
也有數據顯示，辭職大軍並非旨在不工作，而是趁職位空缺驟增騎牛搵馬，謀求更好待遇。行為科學家 Aaron McEwan 表示，雇主與員工之間的權力遊戲終於出現轉變，後者形勢愈來愈好，一場根本性社會重塑已經展開。以往一份具吸引力的薪水，加一個尚算舒適的辦公室已足以留住員工，但今日，大家都不想只被視為工人，一味講工作滿足感並不足夠，因為他們想要的是豐富、充實的人生。
正如微軟對全球人力資源調查的結論指出，靈活工作安排及混合工作模式將成為後 Covid 時代的新常態。46% 的遙距工作者計劃今年遷居，當大家轉職時不再需要離開辦公桌、搬家或遷出原來社區，意味整個人力市場格局已經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