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人】書寫各地獨立音樂互助經驗 黃津珏盼經營香港連結亞洲
【說書‧人】系列：訪問作者，介紹新書。說書，也說人。
有調查指，英國在 2019 至 2020 年批出超過 46 萬本 BNO 護照；而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亦顯示，單計 2020 年淨移出人口高達 39,800 人。撇開冰冷的數字，你今年去機場送過幾多次機？親友聚會身邊又少了幾多人？移民潮是具體而實在的，但偏偏，這個時候，有個香港人從英國回來——他，是黃津珏。
「我特登掉轉，性格如是，況且我不覺得現在的香港特別差。」
曾參與經營音樂場地 Hidden Agenda，長期關注工廈使用和獨立音樂發展的黃津珏強調，「逆流返港」並非因為「我好鍾意香港」，更多是受到「好奇心」和「不甘心」驅使。他承認，有些東西現在不能直接講、直接做，但獨立音樂人一直以來都面對好多問題。情況向來都壞，卻沒有變得「更壞」。相反，他覺得主流價值受到衝擊，造就次文化飛躍成長，包括：獨立音樂，乃至紋身、塗鴉、滑板等街頭文化，「我對這些東西很有興趣，現在反而是 golden era」。
近年，黃津珏赴英進修，期間組織樂隊 remiso 到亞洲巡迴演出，並將經歷寫成《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博士論文初稿完成之後，他去年年中「憑著直覺」回到香港，希望實踐書中提出的「亞洲獨立音樂網絡」，「你要講網絡就要有點，我想經營香港這個點去連結亞洲」。
出一本亞洲獨立音樂的「旅遊書」
要說《迴路》這書，必先從 remiso 亞洲巡演講起。
2016 年，黃津珏入讀倫敦金匠學院做研究生，2018 年與朋友組成爵士後搖滾樂隊「remiso」。他形容當地咖啡店都有現場音樂，樂隊很容易就找到表演機會；各種專長的音樂人都有，「求其都搵到一班人一齊夾」，「倫敦是很適合搞 Indie music 的」。既然如此，為何 remiso 走上巡演之旅？「其實那是自癒、治療之旅。」
黃津珏不諱言，出發前情緒低落，心臟又有問題，需要大量服用止痛藥，另外又離婚，加上與指導教授夾不來……幾重交擊，他決定休學一年，錄音、出碟、巡演。曾在香港獨立音樂圈子打滾多年，他與亞洲音樂場地相熟，亞洲巡演有望做到「最有可能不虧本」，最終 2019 年 4 月成行。
28 日的行程，remiso 游走於日韓台、中港澳、星馬，做了 16 場表演。黃津珏記得那一個月睡很少，飲酒很多，又大量服用阿士匹靈，甚至想過「演出時死在台上都幾型」，卻不料身體愈來愈強壯，「飲酒飲到脫胎換骨」，「我發現你要做一些鍾意做的事，否則，身體可能會拒絕你。」
旅程重逢老朋友，備受照顧的黃津珏感到溫暖。以韓國釜山為例，他與音樂人 Kun Woo 相識多年，每次到訪當地都「幾乎不用花錢」，「如果他們來香港，我借錢都要好好搞掂佢」。熱情接待不限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的朋友都是如此，但歐洲卻沒那麼多誇張。他認為「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在亞洲地區普遍適用，傾向饋贈來賓，飲茶都要爭俾錢，更從中感悟出，「虧欠」與「回報」可能是交織成亞洲網絡的重要元素。回到倫敦之後，他重看巡演的相片，勾起回憶之餘，覺得有些經驗值得記寫下來，「有多少是報恩 ，感謝照顧過我們的人」。
黃津珏笑言，希望《迴路》能夠做到旅遊書那樣，吸引讀者按圖索驥，「營運這些空間的朋友都很窮，因為疫情都很久沒有做表演了。他日開關，讀者拿著書去朝聖都是好事，幫補收入」。
盼紀錄那些「跳入黑洞的傻人」
報恩是私事，黃津珏也有考慮書寫亞洲獨立音樂空間的公共面向，「我還想看看，市場以外的音樂生態可以怎樣運作」。
從 Hidden Agenda 屢遭政府打壓的往績來看，沒可能說在香港做獨立音樂很容易，但在黃津珏眼中又未至於太差。香港不少樂隊都有自己的練習空間，但日本東京很多樂隊都只能用「時租 band 房」。他續以《迴路》寫過的「吉田寮」為例，那場地不過是京都大學荒廢的學生宿舍，學生佔回來就玩了一晚，「好多地方根本不是 livehouse，其實有很多方式令音樂發生」。
主流有主流的成功之道，黃津珏相信非主流亦有非主流的生存方法。
就像 remiso 的亞洲巡演，黃津珏等人為了節省支出，全程借住不同空間，例如在福岡站便在藝術空間 art space tetra 的閣樓過夜、吉田寮那夜也就在廢校席地而睡。整個亞洲的獨立音樂圈不乏掙扎，但同時流露出相濡以沫的溫情，「我想點出互助的美好。有班義無反顧、不斷揼錢落去的白痴，表演入場率不足都會給你利是，等你可以上路、有飯食。這都是好正的東西，但永遠在主流音樂書寫中缺席」。
黃津珏承認，這些「生存之道」可持續性低，但自己不是「思考市場的人」。他知道香港獨立音樂圈內眾人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有人希望創出健康的市場生態，有人「等揀卒」進入主流。他雖然都樂見，但自言「不懂搞生意，不是這種材料」，寧可去記錄那些「不斷跳入黑洞的傻人」— 堅持獨立不妥協的音樂人，花上時間和金錢，每每到 30 至 40 歲成家立室就做不下去，「他們的掙扎都很真實，但又不斷有人會跳落那個黑洞。這件事好浪漫」。
位處邊緣的掙扎不是香港獨有，放眼世界，比比皆是，每個社會都有其環境局限。馬來西亞出於宗教考慮，有些內容不能碰；台灣雖然政府大力資助，但創作人口並無明顯增加。認清局限之後，黃津珏認為解決方向是「走出去」。以實驗音樂為例，香港可能只有 20 個觀眾。無論怎樣努力去推廣，做盡也只有 20 個人會聽。做巡迴的話，他們去到新加坡可能又找到另外 20 個觀眾，如此類推，理論上「拉著一個喼，靠四周走去生存」是可行的。這是他對於「亞洲獨立音樂網絡」的想像，但可惜遇上疫情，「網絡」未廣泛實踐，就被迫搬上虛擬的「網絡」，唯有用串流音樂會保持交流。
借亞洲獨立音樂側寫政治想像
雖然暫時未能親身走出去，但黃津珏認為《迴路》亦有其在地意義。
讀過文化研究的黃津珏自認深受左翼理論影響，近於「無政府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早年活躍於社運場合的他，曾因「非法集結」被捕，但今時今日他甚至不想再寫政論文章。雖然如此，文化即政治。就像《迴路》，他也承認多少是嘗試透過亞洲獨立音樂人的故事，側寫政治想像，「用文化切入，思考跨地區、跨國的方向會不會是一個出路？」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藝術是不妥協的政治。我覺得文化上可以某程度上實踐到跨地域。」
面對困局，感到無力，覺得改變不了甚麼。黃津珏拋出一個想像的方向 — 不只著眼於香港，而是思考怎去運用網絡，「你要講網絡就要有點，我熟悉這裡的文化肌理，可以經營香港這個點去連結亞洲」。他再三重申自己說不出「好鍾意香港」，亦「唔駛鍾意香港先留喺度，可以好撚憎呢個地方，但你想整好佢」。目擊這城變化，他不甘心，想回來把它做好些；看著這裡的孩子，他又觸發起好奇心，對年輕人的潛力感到期待。
疫情限聚，正規場地表演難做，獨立音樂再鑽入地下。演出不公開，單靠朋友口耳相傳，活動當日才收到地址。看不見，不代表沒有發生。黃津珏觀察到，Hip hop 愈來愈受歡迎。一來，饒舌說唱直接表達，抒發鬱悶情緒；二來，演出配備簡單，能動性高。不只音樂，他認為街頭文化整體變的活躍。近月，屯門一場滑板比賽吸引過百名「板仔」參與。隨街所見，紋身的男男女女也愈來愈多。社會變得噤聲，年輕人對主流價值的反叛便顯現於次文化，「大的政治動蕩總會引發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次文化現在反而是 golden era」。
很多人看淡香港前景之際，黃津珏卻不至於完全悲觀絕望。翻開《迴路》，書封內頁寫著「To beloved H.K.」，難道是「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黃津珏笑指，那是現時女友名字的縮寫，「我不喜歡香港，但我喜歡在這裡搵窿罅的人。」
文／黎家怡
攝／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