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院今（4 日）裁定，基本「共同犯罪原則」並不適用於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換言之一些不在場但或與示威相關的人，如「文宣組」、「家長車」等，不可被控非法集結或暴動罪，但仍可被控「從犯罪行」或「不完整罪行」（如串謀、煽動、協助及教唆等），並強調罪責與主犯相約。(另見報道)《立場》向兩名大律師了解，兩人均認為終院裁決，將令控方檢控不在場人士的舉證難度增加，搜證須更詳細，不能再單憑少量證據，邀請法庭推論定罪。

至於參與者可因延伸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要就更嚴重罪行付上刑事責任。有大律師就認為，終院或是希望向參與者發出訊息，不要以為旁邊的人犯嚴重傷人等罪行，自己不用負上刑責。

另外，上訴人湯偉雄回覆《立場》查詢，形容今次裁決的結果符合預期，判詞「其實只係合理，無加多無減少」。他指，明白今次裁決不會影響目前的大環境，但他相信，以永不放棄的心態繼續前行，改變身邊可觸及的壞事，慢慢就可以將香港回復原貌，「所有想要嘅野，都要靠自己努力去爭取，個天唔會免費跌畀你。」(另見報道)

「從犯罪行」一般舉證較難

大律師吳宗鑾表示，以往以「共同犯罪」原則控告暴動罪，或如今須以「從犯罪行」控告，刑罰一般而言是相近的。不過，以後者在非法集結或暴動中，控告不在場人士，舉證難度會增加。正如終院判詞中所言，控方以何罪控告，須考慮到暴動的高流動性，以及有甚麽基礎去證明，該些人士牽涉某場非法集結或暴動，例如身上有否頭盔、防毒面具、索帶或相關材料等。

不能單憑較少證據邀法庭推論

大律師蘇俊文進一步解釋，控方要證明「從犯罪行」，須要更詳細搜證，以證明某人如何向另一人提供幫助，或與他人有沒有串謀協議，而非如「共同犯罪」原則，控方可單憑較少證據，就可邀請法庭推論某人是否有罪。「好多時呢啲案，拉咗一堆被告，啲被告都唔識得嘅，你又點證明佢哋有協議，或者中間有咩溝通，從犯罪行係可以告，但就要一啲證據」。

「延伸共同犯法原則」針對更嚴重罪行

至於終院判詞提到，若暴動參與者，能預見他們其中一人可能會干犯更嚴重的罪行，他可能會根據延伸形式的「共同犯罪計劃」，就該更嚴重罪行負上刑責。

吳宗鑾解釋，有關原則是針對當非法集結或暴動現場，發生比該兩罪該嚴重的罪行，例如嚴重傷人或謀殺。如有人能預見集結會釀成嚴重意外，但他們繼續參與，控方便可引用延伸形式來控告相關更嚴重罪行。

至於何為「預見」，吳宗鑾認為，須由法官憑證據去判斷被告是否有充足資訊，可預視有嚴重罪行發生，「當然你可以話我冇足夠訊息，咁呢個就會係一個抗辯方向。」

吳相信，終院是想傳遞出一個訊息，「唔好等啲人話，我去參與一個抗爭，但其實我係冇諗住其中有條友，整到人咁嚴重燒傷㗎喎……但如果法庭裁定，其實你去嘅時候已經知有人帶住汽油彈，咁呢個結果你意料之中㗎啦，唔可以因為咁逃避呢方面嘅刑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