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解殖浪潮下的香港聲音──記尹麗娟、劉逸偉參與的展覽 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
Black Lives Matter (BLM) 以來，西方文化界吹起反思殖民主義之風，有機構乾脆撤除與殖民主義相關的文物，又被批評 cancel culture。這場論爭中，香港作為前殖民地，應有一把獨特的聲音，但國際上卻很少聽得見。在英國 Powell-Cotton Museum 舉行，有香港藝術家尹麗娟與劉逸偉參與的展覽 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24/8-31/10），就可以視為一次香港發言。理由是博物館本身明言正走在「解殖」路上，在館內展出的兩位香港藝術家作品卻似乎流露對殖民時代的懷念。如此矛盾碰撞的結果是甚麼？一來我本人很感興趣，二來也覺得很有意義，所以親身去了觀展，然後寫了這篇文。
我懷疑自己可能是唯一一個親眼看過這個展覽的香港人。連藝術家本人都因疫情無睇到。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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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背景是，Powell-Cotton Museum 本來是一家位於英國根德郡 (Kent) 濱海比爾琴頓 (Birchington-on-Sea) 的博物館，展示探險家 Percy Powerll-Cotton 及其家族藏品，包括動物標本、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古董等。博物館所在地 Quex House 歷史可追溯至 15 世紀初期。說它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實不為過。
然而去年，博物館聲明想要給自己「解殖」，「重新想像這博物館」，其中一環就是今次展覽。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 是 Powell-Cotton Museum 首次與當代藝術家合作。
博物館「解殖」，是全球現象。去年 5 月，黑人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白人警員 Derek Chauvin 跪頸致死。當時事件觸發歐美多地的 Black Lives Matter 示威。許多黑人對國際文化界的訴求之一，是重新審視涉及歌頌殖民歷史的表述。比如說，一些公眾地方雕像描繪的偉人可能曾歌頌殖民主義，或曾虐待黑奴。黑人平權者就問，繼續展示這些雕像是否恰當？又比如一些繪畫景象，或者舊小說情節、老電影橋段，可能涉及侮辱黑人，這些作品是否應繼續公開？
普遍文化界對這些訴求的回應傾向正面，儘管實際對策則各種各樣。例如有博物館會將作品說明修改得不那麼冒犯黑人；有博物館會在作品旁另加標註說明展品純屬過去時代觀點，不應該視為今日倡議；也有博物館乾脆將被指有問題的雕像、作品，撤走。
只是這些做法，又引來另一些人不滿。批評者指因今日爭議而扭曲、甚至取消過去文化產物，是 cancel culture，而文化與歷史，存在了便存在，不應該因為今日有人反對而加以否定。
這爭議到現時仍持續。
香港幾乎沒有參與過這場國際文化辯論，儘管香港其實好值得出聲，因為香港是當事人。她擁有前殖民地的身分。香港人的經歷和體會，名正言順也是殖民地後代的經歷和體會。
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 正正就是香港在這場辯論的一次發聲（我覺得是。以下除非另有註明，否則都是我自己覺得，不反映藝術家或策展人意見）。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千里迢迢跑到現場去看這個展覽。更何況，受武肺影響，博物館雖然開展但大多日子不開門，而這館位置又偏遠，親眼看到這展覽的人絕少，我懷疑香港人只有我一個。不寫，對讀者而言可能沒多大損失，但對不住歷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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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份介紹展品，主要參照《立場新聞》的報道。
展覽本來計劃包括讓尹麗娟與劉逸偉作藝術家駐場，但因疫情，二人只能在香港遙距參與，而另外兩位英國藝術家，Emily Peasgood 與 Dan Thompson，則為尹麗娟與劉逸偉在當地收集物料、影像與錄像，並自行創作其作品。
尹麗娟與 Emily Peasgood 的作品名為 Vanished History，藝術家將香港歷史及歷史照片研究者高添強著作《彩色香港 1940s-1960s》、《彩色香港 1970s-1980s》，及圖片集《香港走過的道路》，每頁抹上泥漿，經過燒製，紙張化作灰，泥漿燒成陶，變成一本沒有字的「陶書」。
尹麗娟過去已有燒製「陶書」的作品，如去年於香港藝廊 Touch Ceramics 展覽「她們在香港做陶」展出的作品 Fragile History，當時燒製的書目為 2003 年與 2008 年的《黃頁》。不過在今次展覽，策展人將陶書放在 Quex House 的一個圖書館，令她的陶書與 Quex House 內真實的古書對話，產生強烈的場域特定性 (site-specificity)。
尹麗娟在展覽網頁形容，她在其「陶書」作品與博物館收藏物件、書寫及解讀歷史有共通點。她又指，自己在港英時代長大，1997 年後香港的政治與文化都有改變。她並說，2014 年對香港是很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許多香港人爭取民主，讓她「產生一種強烈的懷舊感 (nostalgia)。」《彩色香港 1940s-1960s》與《彩色香港 1970s-1980s》正是她在雨傘運動期間遇上的書，當時的香港讓她想念，並形容當《香港走過的道路》的書頁被陶泥一頁一頁覆蓋，觀眾就如看到「我們的歷史一片一片消失」。
Emily Peasgood 則展出 3 部錄音作品，探討四名與 Powell-Cotton Museum 有關的女性故事，她們分別是 Hannah Powell-Cotton (1881-1964) 及其三名女兒 Diana (1908-1986), Mary (1910-1998) 及 Antoinette 'Tony' (1913-1997)。Peasgood 表示，這些女性在博物館中被「消失」，因為其歷史地位不受重視。
劉逸偉的作品 Mute Tumult of Memories，則以香港 4 樣與英國統治有關的物件為題﹕終審法院、和平紀念碑、英式皇冠郵筒及天星小輪。他為每件物件製造兩件陶雕塑，一件以厚重的釉覆蓋，令細節變模糊，放在展廳展出；另一件則未經燒製，直接放入水缸，雕塑在水中崩壞。藝術家全程拍攝，快鏡讓觀眾見證，再倒播使雕塑「復原」。
劉指，陶泥及釉的特徵與變化有一種隱喻性的意義，反映他對這些物件的記憶，及他對香港近年變化的批判觀點。
Dan Thompson 的聲音及文字作品 Ancient Water 啟發自劉逸偉的作品，探索與水相關的歷史，當中有提及香港殖民時代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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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Powell-Cotton Museum 說要給自己「解殖」，但由於現時仍在籌劃中，加上博物館沒有明確解釋到底「解殖」是甚麼意思（不同人有不同定義），因此我無法將展覽與 Powell-Cotton Museum 的解殖意圖做對讀。
然而，無論展覽反映的意念也好，博物館的意圖也罷，最終都是要經過我自己的理解才能比較，因此我寧願直接詢問自己展覽讓我對「解殖」產生甚麼想法（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去寫藝術的，雖然很多人並不認同）。
在我而言，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 可謂處處站在主流西方文化解殖潮流的對立面。
劉逸偉的 Re-colonisation
最明顯的當然就是，解殖一般處於否定殖民時代的一些意識形態，但尹麗娟與劉逸偉的作品，無不流露對殖民時代的眷念。
透過屏幕看尹麗娟把泥漿緩慢而溫柔地抹在《香港走過的道路》等書籍上，你會感覺到一種儀式性，反映藝術家創作時的心情並不是暴烈如文革時代紅衛兵推倒孔子像，而是好似出席親人的葬禮，將泥土一把一把撒在棺木。而那燒成的陶書，也讓舊書轉化為一種含保存意味的珍藏，而不像 BLM 在推倒殖民主義者的雕像後，把它拋進河道裡。
至於劉逸偉的作品就更加明顯。我想不只我，許多香港人看那終審法院在水中崩壞傾塌，油然而生的情感都會是婉惜而非興奮。尤其是放在 2021 年的「國安法時代」，不難令人聯想到殖民時期建立的法治制度已盪然無存。
由此，當那終審法院在徹底傾頹後，藝術家將影像回放，覆水收回，終審法院復活，那 Reconstruction 便彷彿暗示恢復殖民地時代的文化和制度。Re-colonisation，再殖。這便與博物館主張的 De-colonisation（解殖）構成對立。
在一間正在跟從大時代潮流進行解殖工程的博物館，展出一件「再殖」的作品。這不是很有趣嗎？
解殖的特殊性
我覺得這種矛盾提醒了我們一點，那就是文化業界處理「解殖」時必須考慮整件事情的脈絡，而不應將「解殖」視為政治正確的教條。
BLM 有 BLM 的議題，從許多黑人的角度講，他們在社會受到結構性歧視，對其祖先的痛苦感同身受，因而反感今日西方社會仍將殖民主義者、蓄奴者當偉人看待，於是要求「解殖」，這絕對可以理解，可以同情。然而香港人不是黑人，殖民主義對今日的香港人而言完全可以有不一樣的意義。若說殖民主義在任何時間和地方都是絕對的好，或者絕對的壞，顯然都是錯誤。
但這世界不只有黑人和香港人對殖民主義有想法，每個人都可以按照他們對世界的理解產生他們的想法，而這些想法，無論外人聽上去是多麼無稽，對本人而言都是有效 (valid) 的。有時候一個主體甚至可以有多重想法，而這些想法自我矛盾，但它們亦有效。
那麼，Powell-Cotton Museum（作為一組主體），怎樣看自己的殖民背景？
展覽給我們這樣一個暗示﹕尹麗娟的作品雖然懷念舊時代，但它是處於當代的。她的作品是當代藝術，從錄像展示，到燒陶書的手法，都含有強烈的當代藝術性，與傳統陶瓷有明顯區別。而當這些當代作品置放在今次展覽的場地，即 Quex House 的圖書館，竟映襯出場地本身反而刻意留在昨天，那風光明媚的殖民主義時期﹕作品散置在圖書館各處，但觀眾能活動的空間只有約四分一，其餘地方都用圍攔封住，說是因為主辦方怕觀眾走來走去損壞地氈和文物。
更妙的對比是圖書館原有的書──那許多古籍大概是屋主留下的珍品。而（大概是）為免遊客破壞，管理人竟給書架封上嚴密的鐵框，令書儼如困在牢籠。
一家希望解脫殖民地思維的博物館，為保護古籍不惜把書困死；反而對殖民時代不無懷念的藝術品，卻將舊書燒毀並使它重生。在解殖思潮語境下，我想不到比這更有意思的矛盾。
如果博物館也能看見這一點，我想它會意識到自問的必要﹕它的根，那殖民時代的往事，對它而言意義為何？是否應該／值得／捨得／有必要拋棄？如果不能夠好好回答這問題，大概這館就無法真正對得住自己進行「解殖」。
而其實人都是這樣。不好好面對自己，談甚麼改變自己。
解殖與被解殖
除改變自己外，還有一點可以透過展覽談論，那就是自己被改變。
兩位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充滿懷舊感，但在西方主流文化界的解殖風潮，「懷舊」很少納入討論。為甚麼？
我覺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尹麗娟與劉逸偉那殖民舊事消失的經驗，都是非自願性的。既然用「非自願」一詞，主體性很重要。比如對親中親共的人來說，香港的「解殖」可能是自願性的，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則屬於非自願。因此這種非自願性並不來自香港本身，而在兩位藝術家本人。
由此我們若考慮 BLM，問題亦不應該是「BLM 的解殖是自願或非自願」，而是在 BLM 中，黑人社運家、文化機構，以至其他族群（白人、美國民主黨人、特朗普支持者，等等），是自願或非自願。
我覺得這一點對西方主流解殖風潮是個提醒。文化機構的解殖操作中，有多大程度聽取並考慮不同族群的感受？在任何平權運動，許多人都知道要關注爭取平權一方的感受，這自是必然；但這不代表我們就不需考慮其他人，甚至被視為權勢一方的感知。尤其是因為，何謂權勢也因觀察者與參照框架而轉變。
說到這裡，大概無法不回到那個老問題，即所謂考慮不同聲音和感受，具體操作與目標為何。是否等於主張「透過對話達成共識」？許多香港人自 2014 以降，似乎對「對話」、「共識」這些詞彙的印象已經壞到不能再壞。
我無意在此拆解這種壞印象是否沒有討論空間，只想提出這個展覽正正反映「對話」不等於追求達成「共識」。因為這展覽所做的，就是同時將兩種對殖民的理解並置。我不覺得兩位香港藝術家有激烈地想要說服博物館甚麼，博物館也似乎沒有將解殖的意識強加在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這兩種聲音互相映照，好似成了對方的鏡，讓彼此在對方中看見自己。當展覽結束，兩套論述可以仍然沒有共識，仍然維持各自立場，但這種立場經過考慮對方的觀點後，已經與之前不再一樣。
當然上述都只是我個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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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展覽，離開 Powell-Cotton Museum 的時候，我經過一個展廳，展示的是房子主人家殖民時代打獵得來的動物標本。我突然想起其實尹麗娟的陶書和這些動物標本是同一回事，都是靈魂被清乾淨只餘空殼，而空殼在表現靈魂。
然而動物標本沒如陶書那樣觸動我。這當然是因為陶書的靈與我有關，而動物的靈與我無尤。我是香港人嘛。但如果我是一個英國的傳統獵人，走入這家博物館，我又會有甚麼想法？當然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就是今次展覽最重要的啟示﹕不要忘記在解殖風潮，以至任何文化與政治風潮下，個人想法是甚麼。不要問殖民主義好不好；要問，對誰來說、在哪個時空下，殖民主義好／不好？不同人因應自身經驗差異有不同答案，而每個答案都有其價值。這就是為甚麼我覺得這個名為 No Interdependent Origins 的展覽重要。它很清楚地把唯獨香港才能發出的不協和音，帶進西方主流反殖風潮議論。
最近與一個朋友討論西九，提到西九所謂立足香港觀看世界。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只是又一句 slogan，但對我而言這是有意義的。不是立足香港看自己，也不是立足世界看香港，而是立足香港看世界。所謂發展香港人身分，不一定要到處抓住人強聒不捨地講「我是誰」、「我是怎樣的人」（我有怎樣的藝術家、我做了怎樣的藝術品）。它也可以是，在他者的話題上，談述「我是怎樣看」。香港人唯其做到這一點，才算真正承認自己的主體性。
對我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解殖。